▌李兆楠

　　金线侧褶蛙

　　花背蟾蜍

　　黑斑侧褶蛙

　　体色多变的黑斑侧褶蛙

　　中华蟾蜍

　　北方狭口蛙

　　太行林蛙

　　东方铃蟾
　　夏季正是蛙类活跃的季节。蛙，在老北京人口中常称之“蛤蟆”。不管是浑身长满“脓包”的癞蛤蟆，还是长相清秀、一身翠绿的青蛙，都通称之蛤蟆。两者的分类地位都属于两栖纲无尾目，也可泛称蛙类。
　　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生活着哪些蛙类？根据多年的野外调查，北京共分布着八种蛙类，甚至还有一种科学发现地在北京的蛙。它们每一种都独具特色，每一种都有说道。
　　花背蟾蜍 分布区域独特
　　中华蟾蜍是北京体型最大的野生蛙类，成体硕大，四肢粗壮，显肥胖而臃肿，体长可达10厘米以上。体色变化颇大，随季节、性别而异。一般雄性体背偏暗绿，雌性则多为棕黄色。其皮肤粗糙，布满大小不等的圆形瘰（音“裸”）粒，民间有癞蛤蟆、疥肚（音“堵”）子的称呼。其眼后有一对鼓包隆起，非常突出。中药里的蟾酥，就是这一对大鼓包（即耳后腺）分泌的白色液体干制而成的粉末。
　　中华蟾蜍还是北京最常见蛙类之一，见于不同海拔的各类环境中。除繁殖期和冬眠外，中华蟾蜍一般不在水中生活，其行动缓慢笨拙，不善跳跃和游泳，多匍匐爬行，于黄昏后在岸边、农田、沟渠捕食各种昆虫、蚯蚓等。
　　花背蟾蜍的体型远小于中华蟾蜍，体长一般不足7厘米。雄性体表多呈橄榄绿色，有不规则花斑，瘰粒上有红点；雌性体表有显著的酱色花斑在浅色的体表上对比明显，瘰粒上亦具红点。耳后腺不及中华蟾蜍明显。其在国内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而在北京并不常见，且其分布甚为独特。整体从北京西北部的延庆区到东南部的大兴、通州两区，斜向呈带状分布。
　　据首都师范大学高武老师回忆：1980年在北师大进修期间，本欲在学校附近寻找常见的中华蟾蜍作为实验材料，而在学院南路一带的水沟边却发现了大量的花背蟾蜍，甚为意外。现水沟已无存。目前仅延庆地区的花背蟾蜍还能够较为稳定地观察到，大兴区的个别小公园还有零星记录。
　　蟾蜍所产的卵被包裹在桶状的胶质卵带内，可达数米长。常缠绕在水草间，不致成团堆积，这样可以让卵群得到充足的氧气、阳光和温度，以保证卵的正常发育。
　　黑斑侧褶蛙 真正的“青蛙”
　　黑斑侧褶蛙，亦称黑斑蛙。它可以说是最符合人们心目中对于“青蛙”二字的印象。通常体背绿色或后端发棕，具黑斑。背部有两条对称的黄色褶皱突出于皮肤，即背侧褶，这也正是其得名的原因。和中华蟾蜍一样，黑斑侧褶蛙也是北京最常见蛙类之一，几乎所有海拔低于600米的水域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通常在池塘边看到浮在水中、团状的黑色圆粒就是黑斑蛙的卵，卵外由一层透明的胶质膜包裹，粘连在一起。这与蟾蜍的卵带有区别。我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青蛙妈妈产的卵带挂在水草间随水流摆动。这或许是当时主创人员把蟾蜍的卵带错配在了“青蛙”的头上。
　　黑斑蛙体色变化差异极大，甚至在同一区域内，从纯黑至纯绿色的个体都可能见到。黑斑侧褶蛙纯绿色的个体常常被误认成金线侧褶蛙。
　　金线侧褶蛙 最能代表北京的蛙
　　金线侧褶蛙，亦称金线蛙。如果在两栖动物中选出一个最能代表北京的物种，那金线侧褶蛙当之无愧。
　　1880年法国自然学者Fernand Lataste根据采自北京的标本发表并命名了这个物种。这也是北京两栖动物里唯一一种模式产地在北京的物种。
　　金线蛙虽然和纯绿色的黑斑蛙比较接近，但如果亲眼见到金线蛙的话，并不太容易将它和黑斑蛙搞混。与黑斑蛙的绿色不同，金线蛙的绿是一种沁人心脾的翠绿色，让人过目不忘。而且背侧褶粗壮，呈棕金色，这也是其得名的原因。
　　两者在平原池塘中有混群，但在小生境上还是有所差异：黑斑蛙多在岸上活动觅食，而金线蛙则基本栖息于水生植物上，极少上岸。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平原地区的各处坑塘沟渠相继被填平，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北京的两次干旱让它们的生存条件更是雪上加霜。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今很多河道的设计大多是直上直下的水泥槽状结构，缺少水陆相交的缓坡，再加上对河道的清淤，导致从底栖生物到鱼类、两栖、爬行动物的生态链出现断裂。这些因素让只在平原分布的金线蛙，生存受到极大挑战，甚至一度认为绝迹。
　　近些年，在玉渊潭公园、绿堤公园、凉水河等水域陆续发现它们的身影。希望这残存于北京的“土著”，不要就此绝迹。
　　北方狭口蛙 夏天记忆里的“气鼓子”
　　小时候家住在北京西城德外大街的胡同里，距最近的水源地北护城河也得有1公里的距离，但每年夏季第一场大雨之后，却都能在胡同里听到蛙叫。为何雨后的胡同会有蛙叫？这个疑问一直留在童年的记忆中，直到多年以后，才了解到北京就有着这样一种蛙——北方狭口蛙。
　　其外形呈卵圆形，体背和四肢多土黄色，并缀以深色斑点。行动缓慢，不善跳跃，多以四肢爬行前进。有趣的是，当用手指轻触它背部的时候，它会逐渐涨大身体，所以在老北京人嘴里落得个“气鼓子”的称呼。
　　每年一到雨季，北方狭口蛙便从土里蛰出，利用雨后积水形成的水坑迅速交配繁殖。其卵极为特殊，既不同于蟾蜍的卵带缠于水草间，也不同于黑斑蛙、金线蛙、林蛙的卵呈团状或堆状悬于水中，而是漂浮于水面之上，一则水面温度较高，二则有利于胚胎对氧气的吸收，有助于胚胎快速发育。仅两三周左右的时间便可完成变态，发育成幼蛙，以此应对水坑的不确定性。待雨季结束前，它们再蛰回土壤中。
　　一代一代的北方狭口蛙，就是这样在胡同中远离水源地而繁衍生息。不过，随着城市的建设，天然裸露的土壤越来越少，北方狭口蛙的身影也逐渐淡出城市，在稍远些的郊区，夏季的雨夜还能听到它们“阿儿-阿儿”叫声。
　　太行林蛙 研究者的新发现
　　在北京郊区海拔150米至1500米的山地林下或水域附近，生活着一种体型较小的蛙类。该蛙周身棕黄色，鼓膜处有一显著三角形黑斑，是其鉴别特征。北京地区的林蛙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林蛙，近年有研究者根据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发现太行山以东、海河流域的林蛙应为一新物种——太行林蛙。
　　在传统相声《报菜名》中，有一“清蒸哈什蟆”便是指此物。东北地区著名的滋补品——哈什蟆油，即是雌性林蛙的输卵管干制而成的。近年来，林蛙的人工繁育逐渐成熟，让野生林蛙得以喘息。
　　东方铃蟾 百年前的“外来户”
　　今天在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山间溪流和池塘中可以看到一种体型较小、约4厘米左右的蛙，它们体背面和四肢布满瘰粒，多为棕黄色，具褐色条状或点状斑。整个腹部为鲜艳的橘红色与黑色相间的不规则花斑，极为醒目。这就是东方铃蟾。
　　其实北京地区原无东方铃蟾的分布记录。这是怎么回事呢？1927年，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奠基人——刘承钊先生，从东方铃蟾的模式标本产地山东烟台采集了200至300只活体，散放到北京两处。一为北京樱桃沟、卧佛寺的山涧溪流中；二为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校园的水沟中。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内的东方铃蟾便已踪迹难寻，而樱桃沟、卧佛寺、国家植物园（北园）、香山公园等地的东方铃蟾至今仍可稳定观察到，现小范围分布于海淀一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北京见到的东方铃蟾都是将近一百年前刘承钊先生带来的个体一代一代繁衍至今的。
　　东方铃蟾的舌头为盘状，周缘与口腔黏膜相连，并不像其它大部分蛙类一样能从嘴里弹出粘住猎物。且其行动迟缓，跳跃能力不强，因此只能捕食空中或地面上距离身体较近、活动能力相对较弱的食物，包括蚯蚓、蚂蚁、蝽类、甲虫和鳞翅目幼虫为食。
　　我们曾在香山公园观察到，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小池塘内，当东方铃蟾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水体内则很少会有其它生物。并且在其中一个东方铃蟾的数量较多的封闭小水塘内，观察到一例北方狭口蛙的死亡个体。北方狭口蛙漂浮在水面，检视发现表观没有任何物理伤害。
　　笔者也曾在几次夜探的科普活动中手持铃蟾展示给学生看，后续活动中手指无意间接触面部，竟导致1至2小时内流涕不止。曾有“两爬”爱好者将东方铃蟾与另一种蛙类在缸中混养，几日后出现另一种蛙死亡的案例。由此观之，东方铃蟾皮肤腺细胞分泌的黏液可能具有一定毒性。
　　此外，在很多文献中都提到：当东方铃蟾受惊时，会将腹面和四肢朝天翻起，露出醒目鲜艳的警示色。但笔者多年一直未观察到东方铃蟾的此种行为，是否有此行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考证。
　　（作者为北京动物学会理事，现任教于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
　　冷知识
　　“传说”中的无斑雨蛙
　　还有一种蛙，在北京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只存在于三十多年前的文献中。它就是无斑雨蛙。
　　1988年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编印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资料汇编》目录中，北京大学马莱龄先生提到了无斑雨蛙Hyla arborea immaculate，在1991年首都师范大学高武先生等人编著的《北京脊椎动物检索表》中，同样收录了无斑雨蛙，对其这样描述：“北京平原地区有分布”。而1964年北京大学生物系编写的《北京动物调查》和199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王鸿媛先生编著的《北京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志》中均未收录此种。可见北京是否存在此蛙，在学术界尚无统一认识。
　　其实关于无斑雨蛙在北京的最早记录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在华对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一系列调查中录得。无斑雨蛙广泛分布于华东、华中等地，北可至北京的北部（承德御道口）。多年前，笔者在进行调查时，北京延庆的一些当地村民甚至可以描述出它的形态特征和栖息环境。而延怀盆地的近山区也比较符合无斑雨蛙的生境。我们推测，在京西玉泉山下，曾作为皇家御米——京西稻的种植区，可能曾为其历史分布区。希望在未来，还有机会在北京见到无斑雨蛙的身影。
　　本版图片：李兆楠 摄（花背蟾蜍、黑斑侧褶蛙、北方狭口蛙、金线侧褶蛙）、武其 摄（中华蟾蜍、东方铃蟾、太行林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