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春启
　　明思陵是崇祯皇帝的陵寝，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思陵的说法：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因为他生前没有修陵，李自成下令以礼安葬了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李自成下过“以礼安葬崇祯”的命令吗？他是否真的礼葬了崇祯？思陵又是谁建起的？一起从史料中还原。

明思陵 甘南 摄

明思陵的石五供
　　《明季北略》里
　　李自成并非主动“下令”
　　有说法提到，在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里对李自成下令“以礼安葬崇祯”有记载。《明季北略》中，从崇祯自缢到被安葬是这样记载的——
　　三月十九日，帝崩煤山，自经于（寿皇）亭之海棠树下。
　　二十一日己酉午刻得先帝，音问（原文如此）缢于煤山，乃以双扉，同舁（yú，抬）母后二尸出，送至魏国公坊下。
　　未时，逆贼发钱二贯，遣太监市柳木棺，枕以土块，停于东华门外施茶庵，覆以蓬厂。有两僧诵经，老太监四五人；王太监极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国祯与兵部郎成德、主事刘养贞抚棺大恸。
　　“发钱二贯”，相当于二两银子，要买四口柳木棺，这棺木之鄙陋可想而知。有三人“抚棺大恸”应不可能——李自成未时（下午1时到3时）发了钱派太监去买棺材，当天就能买回来并入了殓？时间太紧了。再看“枕以土块”“覆以蓬厂”的文字，分明是尚未入殓。
　　（李）国祯哭求诸臣公疏请葬先帝成礼。适伪文谕院顾君恩自内出，呈稿求其上达。君恩答云：诸公半属沽名，岂尽为旧朝廷起见也，碎其疏掷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朱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百官又求以帝礼葬。少顷青衣传云：准行了。
　　这段文字说，李国祯哭着求大家具疏给李自成，请求以礼葬先帝。恰好李自成政权文谕院的官员顾君恩出来，李国祯等人就把疏稿呈给顾君恩，请他转给李自成。顾君恩说他们是沽名钓誉，扯碎了疏稿扔在地上。后来，殿上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拿着一张写有朱批的纸说：“帝礼葬，王礼祭。”不合理的是，百官又求以帝礼葬。过了一会儿，黑衣人出来传话：“（李自成）批准了”——这大概就是“李自成下令以礼安葬崇祯”的出处了。这个结论并不准确，按照这些记载，李自成并不是主动下令礼葬崇祯。而且，通过后面的记载来看，李自成也没有“礼葬”崇祯。
　　二十三日辛亥，乃改殡先帝后，出梓宫二，以丹漆殡先帝，黑漆殡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渗金靴；后袍带亦如之。设祭一坛，自成亦出，四拜垂泪。顺天府伪府尹行（文）昌平州拨夫造圹，于四月初三发引，初四安葬，抬柩止二三十人。贼数骑从德胜门送出，草草掩葬，凡从逆官往拜，贼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余皆睥睨过之，惟主事刘养贞，以头触地，大恸。
　　在正常情况下，皇帝的梓宫要用金丝楠木打造，内棺之外还有外椁；送往陵地要用一百二十八人的龙輴（chūn）大驾、全套卤簿，还有百官哭临护送。而崇祯的“梓宫”不过是柳木棺材涂了层丹漆，也无外椁，“抬棺者二三十人”“数骑送出德胜门”，这并非安葬皇帝的“礼仪”。
　　《甲申传信录》里记载略有不同
　　一部史料的记载不足以证明。我们再看看另一部。
　　关于崇祯皇帝的丧事，《甲申传信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甲申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刻，贼（李自成）卒李才报：上（崇祯帝）崩于万寿山（景山）之巾帽局……自成命以两扉舁上及王承恩，置东华门侧。给钱二十串，市柳木棺殓之，枕土块，覆以蓬厂。而周后亦从东华门出，置龙文凳上，籍以锦褥，覆以锦被。
　　二十二日，上犹暴露，遂撤锦被以覆上，迁帝于茶庵。
　　这两段文字不难理解：李自成的兵发现了崇祯的遗体后，用门板抬出，停放在东华门之侧。李自成给了二十吊钱，让去买柳木棺材，用来装殓。而且，二十二日这天，崇祯的遗体还没有入殓。崇祯帝仍“头枕土块，覆以蓬厂”。蓬厂，有的记载作苇厂，是专门用来覆盖尸体的。
　　二十三日，自成用王德化（投降李自成的太监）言，易以硃漆梓宫及皇后梓宫殓之。上（崇祯）穿空靴。或问之，内监云：“凤不裹头，龙不裹脚。”时在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刘养贞也。后相传为襄城伯李国桢者，谬。
　　值得注意的是，《明季北略》在李国祯（《甲申传信录》记为李国桢）身上用了不少笔墨，极力表现之、美化之，而《甲申传信录》明确指其为“谬”。在二十八日送葬的人中，《甲申传信录》也特别指出“亦无襄城伯李国桢”。
　　二十四日，东华门东北首哭声大震。闯（李自成）问何故，答曰：“诸臣及士民内监请葬先帝。”闯许葬以帝礼，祭以王礼。
　　从这段文字看，李自成迫于明朝臣民的强烈呼声，同意了以“帝礼”为崇祯办丧事——“许”是被动的同意、答应的意思，不是主动的“下令”。
　　二十五日，光禄寺稍供祭礼以奠上。
　　二十六日，具帝冠服、后霞服。内侍为帝梳发、尚冠入殓。都民有叩头痛哭者，官员有过拜者，有迂道从南远行者。
　　根据“帝礼”，装殓皇帝和帝后的棺材必须用梓木或金丝楠木打造，所以称“梓宫”。而装殓崇祯遗体的棺木，是廉价买来的柳木棺材，不过是刷上了朱漆而已。在遗体前摆上些供品，给崇祯和周后穿上平时穿的衣服、戴上平时戴的冠冕，然后入了殓。普通百姓的葬礼也不过如此。
　　二十七日黎明，让那些已经投降李自成的太监们“略备礼仪”，把崇祯和周后的梓宫移至城外。
　　四月初三日黎明，藁葬上及后于田贵妃墓。临者唯太监、百姓而已。
　　《甲申传信录》的作者钱士馨是崇祯十五年（1642）的贡生，李自成攻进北京时，他正在京城，亲历国变。三年之后，他陆续发现不少记叙甲申事变的书，诸如《国变录》《甲申纪变》《国难纪》《闻见纪略》《国难睹纪》《变纪确传》《燕都日记》等几十部，认为“猥繁不伦，异端丛出”。于是他“博搜见闻，勤咨与难诸贤，讲求实录，刊讹误，芟芜秽，补阙遗漏”，用了七年时间，写成了《甲申传信录》，比清初年间成书的《明季北略》有更高的可信度。
　　昌平官民集资葬崇祯帝后
　　《明史·庄烈帝本纪》：“贼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这个记载是真实、准确的。由于崇祯皇帝生前没来得及为自己修建陵墓，李自成手下的顺天府长官李某，于三月二十五日书面通知昌平州：“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勿违时刻。”而这个时候的昌平，州库如洗，哪里有半两“官银”？
　　限期紧迫，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再三踌躇，没有办法。昌平州有个名叫赵一桂的官吏，召集了孙繁祉、白绅、刘汝朴、王政行、徐魁、邓科、赵永健、刘应元、杨道、李某某十个好义之士，有出五十千的，有出四十千的，还有出三二十千的，共凑了“三百四十千”，解了燃眉之急，雇来民夫，打开了田贵妃墓。
　　四月初四日申时，也就是下午四点钟前后，崇祯和周后的灵柩被抬到了田妃墓前。许作梅、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和周后的灵柩抬入地宫之内，将田贵妃的灵柩移到石床之右，将周后的灵柩安放于石床之左，然后把崇祯的灵柩放在了石床中间。朱由检夫妇就这样被草草安葬了。
　　此前的田贵妃墓并没有建完，地宫外还没覆土，更不用说建享殿和围墙了。初六这天，赵一桂派人召集附近百姓，拿着锹镐箩筐等工具，挖土筑坟。赵一桂和昌平人孙繁祉又各出五两银子，买来砖，在坟墓周围筑起了围墙。
　　赵一桂记录了他的这段经历以及在田贵妃墓中的所见，其文章收在清人谭吉璁的《肃松录》里，清朝的《日下旧闻考》也有转录。
　　综上所述，对于崇祯及周后，李自成根本谈不上“下令”礼葬。而且从事实上看，也没有礼葬他们。
　　到了清代，关于思陵出现了“以礼改葬”的说法。
　　清朝初年所修的《明史》是这样记载的：“是年（1644）五月，大清兵入京师，以帝礼改葬，令臣民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据《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六记载，乾隆也这样说：“崇祯既殉社稷，李自成命以宫扉载出，迁葬昌平州。州之士民开田贵妃墓，藁葬其中，一切简率。我世祖定鼎后，命以礼改葬，即田妃园寝建陵，并御制祭文，驾诣昌平致祭，议加谥‘庄烈帝’，典礼优厚，度越千古。”
　　2001年国家文物局申报文化遗产的官方文件《明十三陵》中，是这样介绍思陵的：“清军进入北京后，为怀柔满汉两族关系以维系统治，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朝廷下令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并营建思陵地面建筑。顺治二年（1645）九月改葬完毕，地面建筑陆续建造。顺治十六年（1659）又于陵前增建碑亭一座。思陵至此全部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