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指故乡）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1927年，身在印尼的陈君瑞在写给潮汕家乡母亲的信中，写了一个大大的“难”字，并附此诗，用潮汕方言读，韵律更整齐。
　　这种被称为“侨批”的信目前存世17万件（16万件在广东，福建约1万件；一说存世19万件），因承载着“近代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亚太名录，被称为“侨乡的敦煌文书”。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轰动，让“侨批”走入大众视野。
　　“侨批”的定义仍有争议，一般认为，闽南语中信、批同音，侨批即侨信；但在潮汕地区（现存“侨批” 10万件），批特指“寄钱的信”。“侨批”一词问世不晚于18世纪80年代，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仍未普及，人们更多称它为“银信”。从“银信”到“侨批”，折射出观念的剧变。
　　“侨批”已有500余年历史，形成专门行业亦达200余年。一代代人怀揣“批一封，银两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持，教伊勿赌钱，田园克苦做，猪仔哩着饲。待到积有钱，猛猛归家来团圆”的梦想“下南洋”，并将迷茫、思念、坚持、忠诚凝聚在“侨批”中。
　　是什么让他们“离而不散”？为什么“猛猛归家”成了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侨批”这么重要……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魏罗刚的《战后侨批业探析：以正诚信局为例（1945—1949）》和学者曹亚明的《文化创伤与侨批记忆》写成。

　　《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
　　饶宗颐在《潮州志》中说：“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华侨信款率托寄于常川来往水客，其信函俗名曰批。”最早的“寄钱回家”史料来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7）福建石狮的《蔡氏族谱》：“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今属菲律宾）求货，叠寄润（钱）于兄弟。”他的二哥“全家赖之”。
　　郑成功有个日本弟弟，叫七左卫门（二人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田川氏迁居福建时，承诺：“请良人（郑芝龙）托每岁来舶赠银以为资给。”已见侨批业雏形。
　　侨批业最迟出现于清乾隆年间，至1979年侨信局并入国家银行才结束，上世纪90年代，仍存零星的侨批业务。
　　侨批业源于“下南洋”。清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称：“闽广地狭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清康雍乾三代，全国人口从约1亿增至3亿，人均土地少、自然灾害多的地区面临巨大压力。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华工出国不再违法。1869年从汕头乘船出洋者超2万人，1879年达3.6万人，1889年超7万人，20世纪初则每年均超10万人。
　　这些打工者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即“过番歌谣”中所唱：“番邦做工多辛苦，苦过唐山（指家乡）六月天。食饭如同鸡抢米，行慢一步无工钱。一日两飱（两餐）白米饭，臭风咸菜（发臭的咸菜）用油煎。水客带有干咸菜，来到番邦宝贝般。”
　　他们中很多人靠借钱买船票出洋，一落地便向家中寄钱，“不忘寄钱”“出来就是为了找钱寄钱”的意识深入骨髓。初期寄一两元，还是借来的。因识字者少，且当时中国乡村无门牌号，银信靠“水客”投递。
　　“水客”是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做小生意的老乡，收10%的酬金，时人称“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忙，利便侨民兼利己，运输财币返家乡”，“水客”每年只能往返两三次，效率低，却很赚钱。据记载：新加坡“这种水客当时据说有几千人，是跟着海船而往来。每年阳历12月到新加坡，至次年6月方才回国”。1871年至1884年间，仅福建“水客”每年带银信数额即达311万银元。
　　《潮州志》记：“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
　　遇到争端 信局先掏腰包
　　当“水客”的风险大。福建省永春县“街尾水客宋质，一次搭帆船回国，被惊涛骇浪飘至孤岛，粮尽，每日靠几粒花生度命，发誓过四十九就不当‘水客’。轮船行驶南洋后，宋质虽年过五旬，还是一再当‘水客’”。
　　一些“水客”抓住机会，转营信局。
　　以“泉州邮政之父”王世碑（1832—1912）为例，自幼家境贫寒，成年后是剃头匠，经同乡介绍，在往返菲律宾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免费帮同乡带银信，后办“王顺兴信局”，只收2%酬金，该局经营80余年，1935年才停业。
　　据学者陈丽园钩沉，信局不是坐等客户上门，而是定期派专人深入各橡胶园、锡场、工厂接批，这些地方偏僻，华侨经年不见同胞，“听到乡音家讯时，感至流泪，而问长问短，抱头痛哭”。
　　据《置邮溯源》：“（信局）处理信件以速著称，当轮船还没有下锚停泊前，信件已经搬到小驳船上去。”“比邮局投递得快。”信局重信誉。
　　据学者牛文娟钩沉，以天一信局为例，银信均由老板郭有品亲押回国，一次遇台风，郭侥幸获救，返乡后靠衣袋中的名单，变卖田产，一一偿付。
　　客户不满，信局往往先赔付。侨居泰国的文盲丈夫给文盲妻子寄银信，妻子认为信局付款不够，因信上画了4只狗（潮州话中狗、9同音，4狗即36元）和8只鳖（潮州话中鳖、8同音，8鳖即64元），加起来应100元，信局立刻补足。
　　再如1943年10月，光益信局递银信给郭童闲，没找到郭，就给了郭的亲戚，不久郭本人来讨，表示没收到，光益信局自掏腰包，先行偿付。
　　信局的派送员收入低，送百封侨批仅得2斤大米或1元国币，却能坚守底线。所以信局发展极快，据20世纪初期有银行调查数据，时新加坡有民信局200余家，槟城有大局6家、中小局70余家，泰国1911年已有58家，印尼有20家。在国内，厦门有70余家，汕头有80多家，香港有20多家。侨批网络基本成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打压东南亚的华侨经济发展，到1931年时，汇入国内的银信总额达7600万银元，一度占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总额的50%左右，被称为“番邦钱银唐山（指中国）福”。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华侨们的眼界，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在侨批中，常叮嘱故乡的妻子留心子女教育。1946年，在香港的高德能给妻子的侨批长达1米，写道：“儿子与女儿不论将来做何职业，须欲知书识字，方可希望出人头天……暹罗猪官、狗官亦多命其子女入学校读中国书，本身亦有请中国人到其家中教中国字。”
　　他们的男女平等观念强，不仅让儿子上学，也让女儿上学。据在校中学生人数比例统计，广东和福建分别在1933年和1946年位列全国各省榜首。
　　家族观念撑起一切
　　在侨批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回批中少谢语，反而常提出物质要求，除一封侨批外，游子们未流露出不满情绪。引人好奇：他们为什么不生气？
　　学者贺雪峰指出，中国农村呈三种社会形态：
　　一是小亲族社会，多见于华北、西南等地，父母对子女有无限义务，子女是否孝顺只靠舆论监督；年老后，父母几乎不留个人财产，而是平分给子女，由子女轮流养老；
　　一是碎片化社会，多见于东北、湖北等地，子女尽孝取决于和父母的关系，舆论作用小，年老后，父母保留部分个人财产。
　　一是大亲族社会，多见于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父母保留全部个人财产，家族直接干预家庭事务，子女不尽孝，将失去家族资源的支持，故老人生活更幸福，子女更守传统价值观。
　　“下南洋”的华侨多来自大亲族社会，出门旅费靠家族支持，初到陌生国度，找工作、找住处、求发展等也靠家族。在千年流散、漂泊中，磨砺出深厚的客家文化，即《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所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得到年青一代认可。
　　在侨批中，处处可见对无法尽孝的负罪感：“儿不得在家奉孝，此是不孝之罪。”马来亚华侨林汉松的母亲病逝，他写道：“生不能尽养，死不能尽哀，不能亲侍膝下，亲视含殓，子职有亏，罪孽深重。”
　　他们将焦虑化为对传统、对祖先的敬意，乃至对家庭的责任，比如春节寄钱会比平常多四五倍，农历七八日的“普渡”也多二三倍。旅泰侨胞杨捷从赚到第一笔血汗钱后，首先想到的是赎回女儿，他寄钱给妻子，嘱咐“至切赎回吾女回家”。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
　　有情义、重孝道、爱家、爱国是一体的。据学者黄清海钩沉：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后，菲律宾华侨印制“勿忘国耻”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印有蔡廷锴将军像的信笺在侨批中被广泛使用，配以“救国英雄”字样；1932年后，侨批封多加盖“抵制仇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同胞快醒，实用国货”等章……
　　1937至1939年，海外华侨认购公债占国民政府发行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许多华侨回国抗战，曾代表中国足球队两夺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冠军的陈镇和战死沙场……
　　极少数人实现了发财梦，更多人在“一船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驰过七洋州，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能回还”中挣扎，还有一些人长眠异乡，与义冢上的对联相伴：渡过黑水，吃过苦水，满怀心事付流水；想做座山，无回唐山，终老尸骨归义山。
　　在世界面前，一次人生如此渺小，可对个体而言，却是全部。瑞典诗人马丁逊曾写道：“露珠虽小，却折射着整个世界。”17万封侨批，就是17万个信仰写成的故事，无数挚爱过、颠沛过、绝望过、幸福过的生命交汇在其中，封封都值得后来者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