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

　　《鸡毛信》刘继卣 1950年

　　《闹天宫》组画之一 刘继卣 1955年

　　《闹天宫》组画之二 刘继卣 1955年
　　前段时间参加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刘继卣全集》的出版启动仪式，使我想起1983年赴美探亲时，传来好友刘继卣谢世的消息，远在万里之外的我极度悲伤，却未能前往悼念，成为一生的遗憾。我与刘继卣相识、相交，都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的事，这份情谊格外真挚、格外深厚。
　　众所周知，天津是人杰地灵的文化名城。在艺术领域，杨柳青年画与“泥人张”享誉四方，刘奎龄、刘继卣父子凭借精湛的走兽花鸟画，名扬艺坛。特别是刘继卣，在全面继承其父绘画技艺的同时，考入天津市立美术馆西画系，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素描、速写、水彩、油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融汇中西，独树一帜，绘画路子更为宽广——工笔、写意皆擅，人物、山水、花鸟皆精。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描绘现实人物的生活方面十分突出，鲜活又生动。
　　上世纪四十年代，青年刘继卣在天津办画展，以卖画为生。恰逢天津解放，从解放区来的画家蔡若虹发现他才华横溢，遂将他调到北京的大众图画出版社，由此促成人生的重大转折。1951年，伴随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提上日程，大众图画出版社的出版业务连同部分人员被合并，刘继卣随即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员。此前，他已投身于革命题材新连环画的创作，第一部连环画《王秀鸾》被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盛赞为“典型人物塑造的典范”；连环画《鸡毛信》共二百余幅，分上、下两册，大众图画出版社先行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2年2月正式出版，随即引发轰动效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连环画的优秀代表。而后，他又创作了《武松打虎》《闹天宫》等组画，以多种形式出版，在国内外屡获殊荣，家喻户晓。特别要指出的是，1954年刘继卣回天津与父亲合办画展，父子二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评价“博古通今，刘门出人才”。1957年，他又随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出国访问。这一切，都彰显了他的卓越成就。
　　1952年、1953年间，我和未婚妻张平良相继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之后进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张平良一直在连环画工作组工作，直至退休；我在图片画册编辑室工作了六年，其间到东四的创作室工作了两年，与刘继卣接触的机会随之多起来。
　　这就要说说人民美术出版社下辖的两个创作室。一个创作室位于辛寺胡同（1956年解散），创作室的成员多是从延安鲁艺过来的，由古元、张凡夫负责；我的妹夫苏坚（本名武德祖）就在这个创作室，我常去那里，对他们的情况十分了解。另一个创作室在东四的一座四合院内，由版画家沃渣负责，成员中有老一代的国画家徐操（徐燕孙）及其弟子卜孝怀、王肃达、任率英、王叔晖等，他们擅长传统人物画，彼时承担古代历史故事脚本的连环画创作；至于年轻一代的画家，多从美术学院毕业，聚焦现代题材的连环画创作。刘继卣就在东四的创作室工作，既能画古代题材，也能画现代题材，又快又好，是全能画家。
　　在东四创作室工作的那两年，我创作了一些宣传画，偶尔画油画写生、做套色木刻。由于工位离门不远，刘继卣进出时，总会停下脚步，看看我的画。他比我大十二岁，待人亲切，不时夸我两句。而在同事眼中，刘继卣一进工作室就埋头创作，不言不语，仿佛所有的荣誉从未存在过。那时他已近三十五岁，一心扑在创作上，还没结婚，看样子要等父母包办；但我能感受到他为人诚恳，对是非好恶有明确的认知，只是在一些小事上不大敏感罢了。
　　没过多久，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料室调来一位姑娘裴立，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同事们的撮合下，她真的与刘继卣走到一起——我发现刘继卣开始去资料室借书了。1953年，刘继卣和裴立成婚，在婚礼上，大家起哄让刘继卣表演一个节目，没想到他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地唱了一段京剧《罗成叫关》，赢得阵阵喝彩。平素内秀的人能当众表演节目，也是兴之所至。
　　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我和张平良成婚，我们两家的关系更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缘分，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往后的日子里，我总感觉他在默默守护我和张平良。1958年，我们夫妻二人和古元、陈兴华、王角、刘继卣等人一同下放至河北遵化农村，张平良、刘继卣参与创办黎河美术学校，带学生写生，刘继卣教学格外认真，还给张平良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那艰苦的年月里，这样的温暖显得特别珍贵，感人至深。
　　回北京后，刘继卣继续留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我先调到文化部，两年后又重返母校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于版画系。闲暇时分，我会和张平良一起去刘继卣家坐坐，裴立热情接待，陪我们聊天；刘继卣不擅寒暄，笑着笑着，便到画案前动笔作画。临别时刻，他把一张四尺宣纸裁成三份，取其一画双兔，题赠给我们——这便是他表达高兴与喜爱之情的方式。
　　刘继卣对我向来是有求必应，不妨说两件事：
　　1981年，郭兰英决定告别舞台，要办一场告别演唱会。由江丰牵头，我负责跑腿，邀请美术界的名家作画、题字相赠，以为纪念。我骑着自行车，先后拜访了李苦禅、黄胄、吴作人、刘开渠诸先生，又去找刘继卣、黄永玉、刘勃舒、何溶、李化吉、范曾，最后我和张平良也画了一幅，总共征集到三十余幅作品，中央美术学院的崔师傅将其装裱成立轴。当时还不流行送鲜花，正式演出前一天，我请工作人员把舞台前的横杆降下，将画轴依次挂好。等到第二天中场休息时，降下横杆，开启舞台两侧的灯光，堪为空前绝后的盛大场面。
　　同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书画能卖钱了，美术界刮起售画的“新风”，骗子随之多起来：从武汉来了一个人，找到时任《美术》杂志主编、我的同班同学何溶，声称自己可以把画卖给外国人。何溶找到我，说这是一件好事，让我赶紧联系画家参与。我性子急，别人一撺掇就动心，便骑着自行车，先后跑了三家：先去的李苦禅家，二话不问，苦老交给我两幅。到刘继卣家，也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让裴立交给我两幅。最后去的黄胄家，那天刚好有一批画从南方运回，南方潮湿，画上长了霉点，黄胄正发愁，仍不忘让郑闻慧交给我两幅。总之，我把任务完成了。那些画都不大，没办理交接手续，这件事运作得如何，我不得而知；画家是否获得了报酬，我也不知。何溶是大少爷作风，再未提及此事。后来裴立问起，我稀里糊涂答不出个所以然——看来，我们都被那个人骗了。想想就懊恼，真是打心眼里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又受了骗：从广州来的夫妇俩声称能帮我出版画册，他们收了二十万元后，竟卷款跑路。事已至此，只能自认倒霉……
　　一切都已化作过眼烟云，还是说说刘继卣。
　　刘继卣是一位不计功名利禄、一心为公的画家，他著作等身，贡献卓著，不仅确立了“新连环画”的风格与范式，还突破了工笔与写意的界限，使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技法变得丰富，更为国家的美术出版事业增光添彩。说得再实际些，美术专业出版机构需要有相对固定的收入来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转，其中一大来源是连环画、年画、宣传画，也正因此，刘继卣的贡献显得尤其重大。
　　衷心希望通过《刘继卣全集》的出版，能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刘继卣的画作、手稿及相关文献，从而完整呈现他“从生活中来”的艺术精髓和“人民美术工作者”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