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小汪
　　1215年，金中都遭蒙古军攻破后城郭渐废，元初未循旧址重建。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下诏以金中都东北郊琼华岛为核心营建新都，至元九年（1272）定名“大都”。这座由刘秉忠主持规划、郭守敬擘画水系的城池，彻底打破辽金以来的城郭格局，以“九经九纬、前朝后市”的规制、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四海一家的包容气象，成为13世纪至14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始建于元代的钟鼓楼、白塔寺，以及延续元代水系格局的积水潭等遗存，成为这段盛世风华的鲜活见证。
　　刘秉忠依《周礼·考工记》规划出东西宽约6700米、南北长约7600米的矩形城池，设十一门，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广场南侧）位于南城墙正中，为都城中轴线南端起点。贯穿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南起丽正门，北至钟鼓楼，至今仍是北京的城市核心，见证了七百多年的城市变迁。1275年夏，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随父叔沿陆上丝绸之路抵达元朝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向忽必烈复命后随驾前往大都。他在游记中惊叹大都“广袤宏伟，街道平直规整，实为天下第一”，在此长期旅居，亲历都城繁盛与多元，其见闻成为元大都鲜活的国际注脚。马可·波罗曾沿中轴线穿行全城，记录下“街道可容九车并行，两侧房屋整齐，商铺林立”的繁华景象。
　　元大都的坊巷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共同构成“九经九纬”街道网络。全城划分为五十坊，坊名多取儒家伦理或吉祥祈福之意，如金城坊、明照坊、仁寿坊、宜民坊等；坊内街道平直规整，构成秩序井然的居住空间。与辽金坊巷的封闭格局不同，元大都坊巷不设坊墙，仅保留坊门作为区划标识，临街商铺、酒肆、茶坊随处可见。这种开放的街巷布局，便是北京胡同的最初形态。如今北京老城的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东四片区、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什刹海周边等区域，仍保持着元代“东西向为主、间距均匀”的肌理，是元大都坊巷制度的活化石。
　　水系的革新，是元大都繁盛的命脉所在。郭守敬为解决漕运难题，耗时多年勘察京郊水源。他引昌平白浮泉之水，经瓮山泊（今昆明湖）、长河注入积水潭（今什刹海），再开凿通惠河连接大运河，使南来漕船可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作为漕运终点，成为元大都的商贸核心，“舳舻蔽水，百货云集”。马可·波罗曾在码头驻足多日，记下“停泊的漕船数以千计，江南的丝绸、瓷器，岭南的香料、茶叶，皆由此上岸，销往全城”的盛景。如今的积水潭仍保留着元代水系的基本格局，万宁桥见证了漕运鼎盛时期的繁华，历经数百年，依然承载着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
　　多元共处是元大都最鲜明的气质。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这里汇聚了蒙古、汉、回、藏、波斯、阿拉伯等数十个民族，形成了文化交融的鲜活生态。城西部的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白塔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主持设计，将藏传佛教覆钵式造型与汉地夯土工艺、波斯鎏金技艺结合，塔身洁白如玉，塔刹鎏金璀璨。城内的礼拜寺与道观相邻，伊斯兰教徒的诵经声与道士的祈福声和谐共存；珠宝市上，不同族群的商人往来集散，交易不分族群界限，构成了都城独有的包容图景。
　　商贸与手工业的繁荣，让元大都成为世界级的商贸枢纽。除了积水潭漕运码头，城南部的丽正门、文明门附近是陆路商贸核心，来自欧洲的使节、中亚的商人、东南亚的僧侣在此往来不绝。手工业方面，元大都的官营作坊规模宏大，以油漆局、银局、织染局最为著名，织染局生产的纳石失（织金锦）尤为珍贵，匠人将金箔切成细丝，与丝线交织，织出的锦缎金光闪耀，忽必烈的龙袍便由这种面料制成。民间手工业则以家庭作坊为主，南锣鼓巷、烟袋斜街作为元大都坊巷的典型代表，胡同里曾遍布木匠铺、铁匠铺、糕点铺。汉人糕点师傅借鉴蒙古人的奶制品，制作出酪饼类融合食品；西域匠人将玻璃烧制技艺传入民间，让大都街头出现了售卖玻璃器皿的小摊，各族技艺相互借鉴，形成了兼具多元特色的手工技艺体系。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攻占大都，改名为北平，元顺帝北逃上都。明军为防御需要，将北城墙南移五里，废弃了安贞门、健德门，同时修缮南城墙与东西城墙，保留了元大都的核心格局。如今，元大都城墙遗址公园沿北三环路东西延伸，安贞门、健德门遗址处设有碑记与夯土残垣，斑驳的土墙下，仍能辨识出当年“夯土版筑、外设马面”的军事防御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