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永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北京明代城墙地基下陆续出土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医学国宝往事。
　　在北宋以前，医学名家的针灸技法不一、穴位名称混杂，既不利于医术传播，也难以传承后世。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下诏，召集全国医学名家校勘整理古代针灸医籍，由医官牵头制定针灸穴位统一标准，推进针灸学术规范化。这项工作由王惟一主持，于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最终编纂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书中，王惟一系统阐述了经络与部位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清晰呈现经络系统，又方便针灸学习者临床取穴。
　　书稿完成后，朝廷将其印刷颁行全国，定为法定针灸典籍，要求所有针灸医师、太医局针灸科医官必须以此为必读教材，作为临床施治的规范依据。
　　尽管宋代印刷术已较为发达，但纸质书籍不易长期保存。为让这部典籍长久流传、便于后人观摩学习，朝廷又命工匠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镌刻于石碑之上，即后世所称的宋天圣针经碑。石碑刻成后，陈列于大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
　　元代初年，这批石碑被运往元大都。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与朝代更迭，碑文已风化模糊。明代时，蒙古瓦剌屡次侵扰京师，明英宗为抵御进犯，下令加固北京城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城垣石材砌入墙中，沉睡数百年。
　　除了完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刊刻与立碑，王惟一希望制作直观教具，让针灸学习更易理解、便于普及，这一想法得到宋仁宗支持。铸造针灸铜人的工程由王惟一主持设计，北宋朝廷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在开封专门设场铸造。经反复试制与完善，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向朝廷进献所铸腧穴铜人两具。因铸于天圣年间，这两尊铜人被称作天圣铜人。铜人铸成后送入宫中，宋仁宗观后十分赞赏，下旨将一尊安放于医官院，供医师研习；一尊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供世人观瞻。
　　天圣铜人以青铜铸造，为青年男子裸体造型，身高1.62米。体表髹饰亮漆，以黑漆标示经脉循行路线与腧穴位置，腧穴名称用金字标注，全身共设腧穴354个。天圣铜人的铸造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针灸教学模型，大幅弥补了当时石碑、书籍在针灸教学中的局限，为临床实践提供极大便利，有力推动针灸学发展。
　　天圣铜人不仅是针灸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雕塑艺术史上的瑰宝，集中国古代医学与青铜铸造技艺于一身，属国之重宝。它作为世界最早的人体经脉腧穴模型、最早如实还原人体内脏与骨骼的解剖模型，比西洋医学解剖学家维萨里的《人体之构造》（1543年）问世早五百余年。
　　天圣铜人铸成之后，便开启了颠沛流离的历程，留下诸多传奇往事。
　　两尊铜人在北宋留存约百年，至靖康年间遭遇劫难。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兵攻破汴京，大肆劫掠二十余日，王宫与民间珍宝、财物被洗劫一空，大批工匠、宫娥被掳走，其中一尊天圣铜人也被金人掠去。《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均有天圣铜人被金人掳走的记载。
　　另一尊铜人，由宋人在战乱中从大相国寺仁济殿秘密转移出城，后献给南宋朝廷。南宋灭亡后，这尊铜人被元军从临安运往汴梁（今开封），随后又转运至元大都。《元史》记载，该铜人在战乱中受损，由尼泊尔匠人阿尼哥主持修复。明正统八年（1443年），历经风雨的天圣铜人已显残破，明英宗下令重铸铜人，并重新镌刻《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新铸铜人安放于太医院药王庙，后世称“明正统铜人”。而原天圣铜人此后去向，史籍无载，历经战乱最终不知所踪。
　　开封大相国寺藏经楼耳房，曾陈列一尊仿铸天圣铜人，身高与常人相近，体貌端正、神态安详。《重铸宋代天圣针灸铜人铭》记载，该铜人由开封各界人士多方考证、协作复刻，于1987年10月“复置大相国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