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风流事最得意书

北京晚报

2026-04-09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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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汉杰
　　朝夕谛观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光是读这文字，便能感受到春日欢会的神采。1673年前的春天，魏晋名士在会稽山阴兰亭的集会因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成为世人追慕的雅集典范，其书更成为后世二王一系书风的范本，它所创造的审美境界也成为中国书法审美的最高标准。
　　真行之祖与稿书之宗
　　关于《兰亭集序》书法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它所创造的艺术审美，虽千誉之而不为过。其魅力也正在于常读常新，我们不妨来看其中的特别处。
　　要论《兰亭集序》书法，可从帖首“永”字说起。其字不论哪一笔的起笔都出锋，其高明处在于，一则出锋方向与行笔方向不一致，但出锋的方向都与上一笔有着清晰的连带关系。如“永”字中间的竖钩（努、趯）斜向左上（就单个笔画而言）出锋，左边的提（策）便自左上入纸，再折笔上提，两笔顺序相连，在内部形成呼应；左边的撇画向左下出锋，而与之相连的右边短撇则从左上入纸，是因为行笔从长撇接短撇，笔锋在空中逆时针划过了一个圆弧。这种接续的连贯性运笔，犹如人在舞蹈，不管手脚如何运动，始终在身体的掌控之内遵循一定的轨迹。二则其中一些笔画在起笔之后有紧接的按笔动作，这样处理将纤细的笔锋截住，避免尖细笔画损伤字的气势。如“永”字的左边提画，按笔动作使其浑厚有力，正与右侧的短撇形成对比。收笔则力贯至尾，虽然是书写速度较快的行书，力量至笔锋出纸都不松懈，使得整个字精神饱满。
　　黄庭坚《跋兰亭》说“《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书王右军兰亭草后》说“王右军《兰亭草》，号为最得意书……永师晚出此书，诸儒皆推为真、行之祖”。其中《兰亭序》为真、行之宗、祖的说法颇可注意。《兰亭序》号为行书，但其中确有不少真书的影子，后世真书也颇有《兰亭》遗风。细审其书，起笔、收笔的顿挫几乎笔笔如是；捺画在收笔前顿笔，再切笔出尖；转折处调锋运笔，多有或方或圆的厚实字肩；后世楷书用笔多如此安排。如“九年”“亭修”“又有”“一契”等相连两字都呈现出楷书的样貌，单字作楷书形态的则更多。其中“年”“亭”“有”“契”等字的横画、“修”字的竖画起笔、收笔都有顿挫，形成似竹节的顿点。“又”字的捺画顿笔而后斜切出尖，全然楷书面目。“九”字横折弯钩与“有”“契”字横折钩的折笔，都有方折的字肩，这类字肩不仅在欧阳询、赵孟頫一类秀丽的楷书中如此，即使在颜真卿、柳公权一类劲拔的楷书中也是如此。
　　《兰亭序》笔法的魅力还在于多用提按、摆动、搭接等方式，使流畅的笔画，能聚留而不浮滑。此处单说摆动和搭接。所谓摆动，即笔画内部行笔轨迹出现与正常行笔方向不一致的动作，从而丰富点画形态。如“地”字钩画收笔处有摆动的曲线，“也”字竖弯钩的底部有收紧的细腰，“叙”字捺画收笔处因摆动而拖长，“快”字竖画收笔处因摆动而变瘦，这些都是行笔过程中笔锋方向发生细微变动留下的痕迹，这些变动让本来平滑的笔画增加了一些涩味，变得更耐看。所谓搭接，即笔画内部本应完整连贯书写处出现断笔、叠笔等接续动作，从而增加点画质感。如“以”字右边竖折笔画由向下和向右的两个点画搭接而成，转折处形成束腰；“带”“事”二字的横钩本可一笔完成，却写作横与钩的搭接，转折处形成波浪纹；“信”字竖画顿笔处和向上的牵丝叠接，以折增势，左右逢源；“将”字的竖画突然收笔，再接续一个向上的小钩，以钩代顿，笔断意连。这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搭接将一笔拆为两笔，增加了笔画中间的顿挫，一画之内变化奇巧。
　　《兰亭集序》中还有不少修改处，保留了王羲之为文作书的思维过程，创造了独特的稿书之美。以为文论，其中“外”改为“因”，因为“外”与上句“一室之内”虽语意相接，却打破了语感；“于今”改为“向之”，“于今”在“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之后，语意转折，改为“向之”则语意顺承，将情绪引向深入，更显跌宕；“一”改为“每”，语意上“一览”重在一次全面地看，而“每览”则重在每次看到，更突出了情感的积累和可信；“哀”改为“痛”，更显情感浓烈；涂掉“良可”，将“也”改为“夫”，于是“良可悲也”变成“悲夫”，四字陈述语气变为二字感叹语气；“作”改为“文”，上句“后之览者”以“者”作结，若文章再以“作”收束，两仄声相连及仄声为结尾，在语感上破坏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以平声“文”收束，则情感之绵长悠远自出。至于“崇山”之增补，“癸丑”之收缩，各有一番说头，暂且不表。以作书论，这些增、缩、删、改在客观上破坏了书帖的完整性，却在视觉上创造了暂留的机会，因而有投石入湖方见波澜之美的效果。其中“因”“向之”“痛”“夫”“文”以楷书方折之笔、雄浑之态改原书秀美之形，一则使删改清晰，二则富“破体”面目，这大概超出了王羲之删改时的意图，却别有趣味。“向之”“每”两处删改则用淡墨，与原字区别，又笔力饱满，形神不减分毫。“每”字的妙处尚在中横先定，再加贯穿笔画，却匀称端庄，上下两横画与中横距离相当，却形态各异，相互映照。
　　当然上述所论都是基于摹本进行的分析，不过用笔的摆动、搭接，删改的灵活意趣在王羲之书法的诸摹本中多有呈显，想来当是大王笔底的绝妙手段。
　　诗酒风流与死生沉思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确实，这篇序文记录了魏晋的诗酒风流，也流露了文人的死生沉思。
　　兰亭雅集其时则暮春之初，其地则山阴兰亭，其日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其境则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其人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事则修禊、列坐、觞咏、畅叙，天、地齐美，人、事具足，怎能不令人神往。
　　这样的欢会，让人忘却人生的诸多烦恼，但是乐极易生悲：“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大概人生中这样的欢会不多，如今看来，在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的欢会也寥寥。山水诗酒让生命沉重的那一面翻腾起来，人之相交，转瞬一世，不论是内在的情思，还是外在的寄托，到自得处，常常忘记时间的存在，到厌倦时，则不能不感叹光阴的易逝。其中的难处在于，似乎自得不可求，厌倦不可免，“情随事迁”不过是人性使然，寿命长短则听凭造化，但最终是归结于寂灭。这样想来，死生便是大事。自古以来，即是如此。那么人如何在这死生之间自处呢？把生与死、长寿和短命等同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列叙时人，录其所述”，那些寄寓于诗文的触动生命的情思，或许会超越生命而不朽。王羲之在文章的最后找到了感通今古的法门，“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至此关于生命的思痛，便排解出去了。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说：“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确是看到了其中的妙理与深情。
　　我们由此知道，诗酒风流实则内蕴着生命愁情，而死生之痛往往迸发出异世神思。这是魏晋士人的共性，他们风流亦自风流，痛苦也真痛苦，不过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王羲之的时代，风气并不好，他也无宦情，曾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一直在会稽王友（王府属官）、临川太守、吴兴太守、征西参军及长史、江州刺史等地方官职上流转，离任江州刺史后，还赋闲多年，并拒绝朝廷请他出任侍中、吏部尚书等诏令，最后做了会稽内史，但终于永和十一年（355）在父母墓前立誓致仕，说“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此是深耻官场，也出于对死亡的忧惧。他称病辞去会稽内史之职，这在琅琊王氏家族中没有先例，引起朝廷不小的震动。辞官后他“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山水之中，愿因乐而死。我们再读“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慨叹，自有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