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著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地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是过了年，赶到我淘气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最狠的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过年那几天地上尽是果皮果壳；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各家的年夜饭有各家的传统，总是互不相同的。我家的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红膏炝蟹，但这些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炮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漫长的时间，一次我悄悄站到椅子上，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时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得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不怕花钱买好炮，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当大人们一人抱着一个死重的大金人，排成队往后院运，我兴奋得跟在后边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奶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扒在窗台上，关了屋里的灯，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有关“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这概念便是——普天同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