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留下的佳作，在他看来，假如隋炀帝不曾追求奢华享受，其历史功绩可与大禹比肩。此论石破天惊。自初唐起，“隋亡于无道”已是标准答案，名臣魏徵说：“（隋）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强，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今年贺岁档影片《镖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隋末，呈现了当时社会动荡、暴力横行、百姓流离、生灵涂炭的惨状，并归因于统治者无道、官逼民反。虽然也是实情，却略显简单。隋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片中涉及的西北地区恰恰不是重点。历史上真实的知世郎出自受役重的山东，西北民众受役相对较轻。
　　隋二世而亡，隋炀帝难辞其咎，但著名史学家万绳楠先生认为隋炀帝“功大于过”，并称隋炀帝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学者冀英俊也指出：“学术界将隋的灭亡定性在隋炀帝的暴政，是先看结果（亡国），然后再定命题（隋炀帝的暴政）。但在人治社会里，有几个帝王不暴政？隋炀帝确实有一些暴虐行为，但‘硬在传统固定的框架下给炀帝继续扣上暴君的帽子是不合适的’。”
　　历史如此丰富多元，无法用几个定理、几条公式来概括，不妨兼听则明。隋代速亡有其必然性，主要原因应是政策失误，而非人品问题。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隋炀帝杨广
　　找不到廷杖 就用鞭子打大臣
　　隋政失于过严。
　　据学者高擎擎在《隋代苛酷之政及其原因》一文中钩沉，从开国皇帝杨坚起，即有此失。杨坚“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在他治理下，“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可杨坚有短板，“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且“好为小数（小算计），不达大体”，晚年疑心重，“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一方面，杨坚出身行伍，迷信严刑峻法。大臣失误，即施廷杖，“每于朝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名将高颎劝杨坚，朝堂非刑堂，还是把廷杖收了吧，杨坚同意了。过几天，大臣李君才惹怒杨坚，杨坚找不到廷杖，下令用马鞭，活活把李君才打死。
　　另一方面，杨坚性急，遇事求速成。为根治贪污，他下令“盗边粮一升以上，皆斩，仍籍没其家”；听说市场上小偷多，问大臣们咋办，没等回话，杨坚便说“我知道了”，下令“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后又下令“四人共盗一榱桷（音如催决，意为屋椽），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法苛酷，易被栽赃者、仇家利用，且小案增多，无法一一走流程，等于给基层胥吏以生杀大权，百姓权益难保障。
　　杨坚出身关陇集团，有重武轻文的传统，比如北周宗室、重臣宇文贵便说：“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名将宇文庆也说：“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之业？”
　　隋朝是中国机构设置史上的大变革期，创三省六部制，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或郡）、县二级制，废汉代以来的乡官制度。乡官多出自地方豪门，盘根错节，自成封建，肆意侵渔乡民，陈寅恪先生称废乡官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打击了旧门阀势力，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央派来的基层官员不了解当地情况，亦无责任感，致“地方官不代表‘地方’，亲民官又不‘亲民’”。
　　减少行政层级，地方官的工作量猛增，隋朝的考课特别繁琐，循吏左右支绌，悍吏得以崛起。悍吏能力强、重事功，但不守法。比如王文，为惩不守清规的僧尼，竟让数千人裸露，验非童男女者辄杀。再如厍（音如射）狄士文，为人清廉，见儿子常吃公家食堂的厨饼，竟将其下狱，杖一百。厍狄士文执法严、不避贵戚，但刻板过度，宾客不敢登门，连杨坚都惊叹“士文之暴，过于猛兽”。可杨坚又觉悍吏能办事，不肯约束。就算他们犯罪，杨坚也予以宽宥。
　　杨坚只想令行禁止，把隋朝变成一座大监狱，看上去井井有条，却人人怀怨。《隋书》指出：“稽其（指隋朝）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指杨坚），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史上最富王朝 百姓却饿死
　　隋朝仅存37年，以富著称。
　　宋代学者马端临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清代学者王夫之也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隋统一天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
　　隋朝建了许多大型粮仓，《通典》记：“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杨坚执政末期，粮食多到无仓可放，“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名臣马周汇报：“隋家储洛口……至今未尽。”隋已亡20年，存粮还没吃完。
　　隋朝富，源于三点。
　　首先，据学者秦开凤钩沉，南方经济崛起，“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因南北朝对峙，“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隋统一中国后，因势利导，“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江南地方与洛阳的联系，运河直达江淮”，促进了经济发展。
　　其次，隋括户力度大。括户即清查隐藏、逃亡人口，将他们纳入户籍，成为纳税者。历代王朝皆重视括户，以隋的力度最大，号“大索貌阅”，杨坚亲自抓，甚至动用军队。581年隋朝建立时，全国户数400万，大业五年（609年）达897.5万户，增一倍多。税率虽降，纳税群体却大大增加了。
　　其三，强制积累，政府规定农户每年须向义仓缴粮0.7石。
　　然而，隋朝的富只能证明其搜刮民间财富的能力提高了，而非创造财富。因效率低，聚敛来的财富未能有效运转，反成“富裕的贫困”。以义仓为例，本为备荒，可开仓“须待诏敕”，即皇帝下命令才行，迁延日久，灾情早已扩大。
　　杨坚抠，爱仓储甚于爱民。开皇十二年（592年），京辅饥荒，时“库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却不肯开仓救济。开皇十四年（594年），“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满，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
　　取之于民，却不肯用之于民，据《隋书》，隋末“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意为丰足），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百姓“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富裕未提升隋朝国力，反激化了矛盾。
　　藏富于仓，远不如藏富于民。马周总结说：“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从鹰扬天下到不堪一战
　　隋初军队战力强，多次打败突厥，统一了中原。
　　学者朱明在《论隋代兵制与隋亡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隋军制脱胎于北周，以府兵为主。一般认为，府兵是兵农合一，有事出征或番上（轮班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宿卫），闲则务农。朱明认为，府兵是职业军人，每6户“取子弟中有材力者一人为府兵”，余者一起供养他。所以府兵的待遇好，战斗力强。供养府兵的户称“兵户”，赋税轻。
　　为了括户，隋后来取消了“兵户”，6户成普通“民户”，不再供养府兵，须缴纳更多税收。这样做的好处是，常有“民户”诈称“兵户”，难甄别，造成政府财务损失。可“兵户”没了，再无人愿当府兵。
　　隋初军民合一，刺史掌兵，“导致刺史依仗军队，飞扬跋扈”。隋炀帝上位后，设都尉，从此“太守专主政事，不得过问军事；都尉主军事，亦不得干预民事”。
　　隋初用北周制度，在军事要地设四大总管府管军，下辖多名总管，《隋书》称全国“合总管九十”，驻地不同，军力有别。隋炀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废诸州总管府”，军队统一交兵部管理，致“兵将分离、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出现了指挥不灵、反应慢、配合难等问题。
　　隋军布防不合理，唐代仍如此。关中设为重中之重，全国60万兵力的三分之一强在京师，加上河东、陇右，占全国兵力四分之三，剩下的广阔地区，只有四分之一兵力，朱明表示：“往往一州只有一府，甚或一州并无军府，许多州从未置过军府。”
　　学者金宝祥在《隋史新探》一书中，认为隋的战略形势空前严峻，突厥、吐谷浑、高句丽和正在崛起的契丹，构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包围圈，从魏晋南北朝以后，来自东北方向的压力陡升。隋军常面临西北、东北两线作战的风险，为打破包围圈，隋军几次主动出击，却因指挥失误，加上瘟疫等因素，损失惨重，局面进一步恶化。
　　隋军后期屡败，因乏名将。隋的立国基础是关陇集团，各军头独立性强，杨坚为除隐患，“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秦始皇当年也是从西部进入中原的，为防东部豪族谋反，尽徙名家入关，隋无此实力，三次出兵东北，又给东部民众造成沉重负担，东部遂成反隋中心。
　　经朱明统计，隋末反抗隋武装绝大多数爆发于军事统治薄弱地区，其中198州是非总管府州，仅46州属总管府州，不及前者的1/4。在河南、河北、江淮三地，80%的武装反抗出现在非总管府州。总管府州被撤后，留下的隋军中李渊、杨玄感、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都等先后反叛。中央集权太急切，反而葬送了隋朝。
　　唐初君臣对隋速亡展开了多轮讨论，结论是隋炀帝人品太差，隋朝败亡，符合“行暴政者必亡”的历史规律。但崔瑞德先生认为：“在中国的帝王中，他（指隋炀帝）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学者白云扬也认为，唐太宗在“暴”的方面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坚父子道德上有污点，但聚焦于此，意义有限。隋朝在司法、理财、军事上屡出昏招，无法匹配时代需要，可能更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