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七

明代彩绘本《出像杨文广征蛮传》
　　“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chóng）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水浒传》第二回，九纹龙史进寻访其师王进，路遇鲁智深，被告知，找“老种”错找了“小种”。
　　《水浒传》中，“老种”指当时镇守西北边地的名将种谔，“小种”指其侄种师道。这一说法有违史实，《宋史》中有“老种”之称的是种师道。
　　《水浒传》中，除鲁智深自称原为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下军官之外，病大虫薛永和金钱豹子汤隆之父同样曾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
　　北宋时，经略使是陕西边地主掌军政大权的重臣，全称经略安抚使。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载：“宋代则自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始命陕西沿边大将皆兼经略，此后多以经略安抚使为总辖军民之方面重臣。”
　　北宋时延安府是鄜延路安抚使驻地，宋神宗元丰五年时期，种谔接替沈括代任延路经略使，仅一年即病亡。至于渭州（今甘肃平凉），是泾原路安抚使的治所，种师道确实担任过泾原都钤辖之职。种家自种世衡起三代将门，大本营一直是环州（今甘肃环县）。
　　《水浒传》中，呼延灼祖上自是开国名将呼延赞，此外花荣、彭玘都被称为将门之子。杨志自称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据《三朝北盟会编》，种师道部下有选锋军统领名叫杨志，本为“招安巨寇”，后又参加了种师中的榆林之战，兵败突围，不知所终。突围之人中，还有后来的中兴名将张俊。
　　杨家将故事脍炙人口，种氏将门相较声名不显，但其事迹，也可以在杨家将故事中寻觅得到。
　　起家因为出了个大隐士
　　种姓出自仲姓。周代，仲山甫任卿士（宰相），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因战功受封樊侯，封地在洛阳。《通志·氏族略》载：“种，本仲氏，为避难改仲为种，望出河南洛阳”（“种”字本作姓氏，不写作“種”）。
　　种氏在北宋将门的特别之处，在于是由文入武。
　　种氏家兴，因宋初名隐种放。种放本是洛阳人，后迁居陕西，受道士陈抟提点，在终南山豹林谷结草为庐，“以讲习为业”，一下子教出了陈尧佐、李迪两位宰相，李迪还是状元。北宋理学家孙复对种放评价极高，赞为有宋斯文之先驱。
　　种放声名大噪，深受宋真宗赏识。他当了官，又辞官，反复五次，反而官位越来越高。
　　宋真宗为泰山封禅而伪造“天书”，假天书是种放一手炮制，成其污点。种放晚年“恃恩，瞒倨甚”，因朝廷赐予丰厚，遂多置田产，乃至“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种放终身不娶，没有子嗣，而种氏第一代名将种世衡，从小跟在种放身边，也在“族属”之列，“恣横”之说未必符实。
　　种世衡（985—1045），字仲平，“幼从（种）放学，任气有才略”，因种放的恩荫进入仕途。学者曾瑞龙在《拓边西北》一书中指出：“恩荫制度和战功，是将门形成在制度上的两大主因。恩荫制度使官僚的升迁到达一定的标准时，可以让子孙做官和迁官，由此保障文武臣僚的社会地位。”
　　种世衡就职鄜州（今陕西富县），为抵御西夏，修筑清涧城，一举成名，从而被范仲淹举荐知任环州。种世衡在环州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筑城修寨，二是安抚属羌，三是大打谍战。“在边数年，聚货食，教弧矢，抚养士伍，牢笼羌夷，无贤不肖皆称之”，最后病逝于修筑细腰城之任上。种世衡从未亲历战事，却获赞名将，如欧阳修说：“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唯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
　　种世衡有八子，均因种世衡的恩荫而为官，五人继起为将。种古、种诊和种谔“皆有将材，关中号曰三种”，种谔参与对西夏战事最多，但功劳最大的当数幼子种谊，其指挥洮州之战，出师八日，斩将夺旗，迅速瓦解西夏侵袭的危局，此战在朝野被广为称颂。
　　种氏第三代，种朴是种谔之子，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也是“少长兵间”，三人均征战在抗击西夏的第一线。
　　种师道名气最大，他原名建中，后被徽宗赐名师道。从宣和第一次北伐、汴京第一次围城、太原第二次救援，种师道都是救火队，处处受钳制，没有指挥权，只能让宋军少输当赢，最后自己成了替罪羊。靖康时开封城破之前，种师道郁郁而终，种师中战死在榆林。宋钦宗悔叹：“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北宋兴于太平，灭于靖康。种家三代将门、历仕六朝，做到了与北宋同兴亡，不负将门盛名。
　　“穆桂英”是谁收服的？
　　将门一词，史籍上又称“将种”“将家”“勋门”等。《史记》载，孟尝君曾对其父说：“文（孟尝君名田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见战国时“将门有将，相门有相”已成俗谚。
　　秦汉以来，历代都有赫赫将门。西汉李氏，历经李信、李广、李蔡、李当户及李陵数世，史称“李氏世将”。东汉耿弇（yǎn），被刘秀赞为“有志者事竟成”的一时名将，子弟也是“三世为将”。隋唐时期，继世为将现象同样普遍，如唐初名将薛仁贵领衔的薛家将。中唐以后、五代之时，藩镇割据下，世代为将、垄断军职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北宋将门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类：宋初开国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和李处耘三家）；遗臣故将（如曹斌、呼延赞家族）；之后从仁宗到徽宗朝，因宋夏战争和熙河拓边，形成了种氏、姚氏、苗氏等三代将门。武举在北宋设置的时间不长、影响很小，荫补成为将门延续的重要途径。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明代之后出现不少以北宋将门为背景的“家将小说”，使杨家将故事广为人知。
　　杨家将的出身地有争议，《宋史》载杨业是太原人，学者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考证：“《通鉴》称业父信为麟州（陕西神木县）土豪，则业固当为麟州人。”杨业曾是北汉主将，“杨无敌”的称号其实是在与北宋作战时赢得的。
　　杨家将故事中的佘太君，应为折太君。北宋折氏出身党项族，自唐始即世代尚武，占有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之地。北宋中后期，因为与西夏连年交战，陕西成为战争第一线，种家将、折家将和姚家将为代表，统称为西军。
　　杨家不仅与折家联姻，又曾与鲜卑慕容氏联姻。明代《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中，首次出现了穆桂英的故事，卫聚贤、翦伯赞等先生均认为穆桂英是“慕容”之音转。
　　据学者汤开建《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一文考证，此慕容部落应是环州慕家，原因在于：环州党项有慕（容）家族，同麟州杨氏、府州折氏一样是帮助宋廷抗击西夏，与穆氏父女助宋抗辽夏事迹相同；环州有木波镇，与传说中的“木阁寨”相近；党项妇女勇力善战；环州有木瓜堡，与穆桂英的先锋将“木瓜”同名。
　　史载，收服慕家一族的是种世衡。种世衡经营环州，曾收服当地大酋慕恩，实施以夷制夷的战略。
　　以文抑武 如何“不慌”
　　有宋一代，战略大方向是“守内甚于防外”。
　　宋太宗对群臣言道：“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乃至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宋代强文抑武，欲以德安内，却忽视强兵御外。“将从中御”“以文抑武”等举措，全用来防范武将权势。学者陈峰《北宋“将门”现象探析》一文指出：“武将群体在遭到文官士大夫集团长期压抑、歧视的情况下，文武之间形成鸿沟。北宋将门在职业自信和荣誉感上遂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乃至于还出现其子弟转求文墨之途的现象。”如书法大家米芾，先世本是雍熙北伐的大将米信，到其父一代就转习文业。
　　种师道“少从横渠张载学，多见前辈长者，练达世务，洞晓古今……”（折彦质《种师道行状》），在三十岁前后通过考试转为文资官，曾因反对蔡京役法，名列“元祐党人碑”，一直到晚年才复为将帅，也要强调自己是“儒将”。南宋起居舍人王稽中言道：“臣每念国朝罕有世家；惟将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玮，种世衡之子谔，谔之子师道，皆世为良将。近将臣子弟，皆以武弁为耻。”
　　据《三朝北盟会编》，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下攻宋，兵锋直指开封，种师道率兵勤王，与宰相李邦彦当堂力争，劝阻宋钦宗割土求和。
　　师道见邦彦因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坚高如此，备御有余，当时公何事便讲和？
　　邦彦曰：以国家无兵，故不得已须和耳！
　　师道曰：凡守与战自是两家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之民虽不能战，亦可使守，但患无粮食，粮食苟有余，京师数百万众皆兵也，何谓无兵？
　　邦彦诡曰：素不习武事，不知出此。
　　师道笑曰：公不习武事，岂不闻往古攻守事乎？又曰：闻城外居民悉为贼杀掠，畜产多亦为贼所有，当时闻贼来，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般畜产入城，遽闭门以为贼资，何也？
　　邦彦曰：仓卒之际，不暇及此。师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
　　《宋史》由此评说：“宋惩五季藩镇之弊，稍用逢掖（指儒生）治边陲、领介胄。然兵势国之大事，非素明习，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岂不仆哉。”
　　陈峰在《武士的悲哀》一书开篇论述，北宋是文戏压倒了武戏：“宋朝政坛随之上演的一幕幕表演，文戏日渐压倒了武戏，科举文士亮相于舞台的中心，操戈武士被挤到了舞台的边缘。从悍将张琼之死、边帅郭进和杨业悲剧的发生，到灵州的失陷、澶渊之盟以及庆历和议的签订；从良臣辛仲甫无意从军，到状元陈尧咨无奈转换武职的遭遇；从庸将傅潜、王超与王荣的怯战，到得宠大将张耆、杨崇勋之流的坐拥富贵，再到英雄末路下的名将狄青之死、稍有武略的王德用之受压；从神武皇帝变法背景下的拓疆熙河、五路征伐与永乐之役，到元祐更化后的回归旧路，最终到靖康之难的发生、二帝‘北狩’悲剧的出现，一串串人物的登台与谢幕，一项项事件的发生与终结，始终贯穿着‘崇文抑武’这条主轴线。”
　　靖康之难距今整900年，种家将的悲壮结局，映照了北宋最后“慌张”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