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杰
　　王羲之书法是怎么读都不为过的经典。所以如此，自内而言，一则时势使然，一则个人造化。论时势，王羲之处于书体由隶变楷、行草渐兴的时代节点上，他作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恰好用自己的实践呼应了书法形体变革的时代使命，于是自然成为千古典范；论造化，无论楷、行、草，王羲之都能集合众长，并在笔法和结体上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为后世书家立法。自外而言，王羲之书法经过唐太宗等当权者的大力推举、宋代统治者的刊刻流播，以及历代文人的不断追摹，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影响力。三者具足，于是王羲之书法成为中华文化中独特而又卓绝的美学基因。

王羲之《姨母帖》

钟繇《宣示表》（局部）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帖》之《郗司马帖》

《十七帖》之《逸民帖》（局部）
　　王羲之草书作品《十七帖》，汇集其347年至361年间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二十九通信札，因首帖含“十七日”得名。
　　《十七帖》是王羲之“除繁就省，创立制度”的“新草”，在字体变革、艺术成就、流传影响等方面正可以作为王羲之书法何以为不朽经典的例证。以这样的眼光读《十七帖》，自然可以常读常新。
　　体制兼古今
　　先来看字体。
　　隶、楷的字形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正隶变而为楷书，一是章草变而为今草。在唐太宗的时代，张芝、师宜官的书法已经“罕有遗迹”，而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见到钟繇书法的刻迹，大概今天的识见不会离唐朝人太远。以今天所见的材料来看，由正隶变而为楷书的历程，在钟繇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其《宣示表》已经脱离了隶书的书写规格，其形体虽然仍偏扁长，但与隶书的横势大不相同，其点画虽沿用雁尾，但多具方折起收的样貌，故而《宣和书谱》评其曰“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而由章草变而为今草的历程，则无疑要归功于王羲之，归功于以《十七帖》为代表的王氏诸草书帖。从隶书而形成章草的过程，完成了笔画的连缀，以及部分字形的符号化，要由章草彻底变成今草，则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合楷书的写法，改造书写的形态，形成更便于书写的方折起收和趋直笔画。从《十七帖》看，其字的点画、结体都高度凝练，连缀牵丝都十分克制，形成了简洁明快的书写风貌，与章草的书写大异其趣，创制了新体。不过王羲之的创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其早期的《姨母帖》用笔圆钝古意犹存，之后的《初月帖》则显现出新旧笔法的结合。就连《十七帖》之《逸民帖》中偶然还能见到如“久”字之捺画那样带有隶意的笔画。需要注意的是，以《十七帖》为代表的今草，基本上保持了单字独立的形态，即使字间有牵带，也处理得很节制，这可算篆隶风貌的一种遗意了，当然也为今草进一步变而为狂草留下了空间。
　　以《十七帖》为代表的这种草书的创造，所以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王羲之的多能。《书谱》说：“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这种兼美、博涉为王羲之在字体上创造打下了基础。
　　笔精妙入神
　　再来看形态。
　　书法的内在形态，主要在用笔和结体，而笔法又是其中的核心，所以有好事者总结了从王羲之已降的笔法传承系统。那么，王羲之究竟在书写上有怎样的革新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此处单说《十七帖》。
　　《十七帖》在笔法上的特色，举其大端，有如下三条。一是方笔。用毛笔书写，其笔尖天然带着切削的锐利，写出方笔较写出圆笔更为自然顺畅，这种趋势在张芝、钟繇处已经凸显，至王羲之则大放异彩，《十七帖》中，笔的出锋、斜切、方折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与其中圆转的线条形成对比，于是字呈现出一种锐利中带着圆劲的英气。二是一搨直下。笔的入纸干脆爽利，如石投水面，自然破开，继而调锋蓄力，转为中锋行笔；转折处则多直接下切，较少停笔住墨。这样写出的线条利落有骨力，却没有突出臃肿的筋骨外露感。如《郗司马帖》之“郗”字笔笔沉实而轻快，转折迅疾而有力，真如银锥画沙，所到之处，纸面自分。三是牵带有节。对于草书而言，字内和字间的牵带是再正常不过的行笔处理方式，以《十七帖》为代表的王羲之草书则处理得十分节制。如《逸民帖》“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一行，“复”“及”、“似”“梦”之间，上字的结尾和下字的起笔明显带着牵丝，但并不连起来，也没有在视觉上形成直线式的趋势，而是在空中完成了笔锋的调转蓄力，形成有韵致的联系，使得通篇有一种气息的连贯，即所谓“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却不因此损伤字的沉实面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笔法的创造并非全在《十七帖》中完成，而是《十七帖》中集成了王羲之笔法的精髓，读此一帖，可见全豹。
　　当然，字光有笔法不行，还得有结体。正如启功先生所论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的观点，字有结体方能不失字势。《十七帖》在结体上的特色要而言之，亦有三条。一是字形多竖长，在竖向上拓展字的排布。如此，横向的笔画多被压缩，字形与竖直向下的整体书写走势相合，力量更容易被灌注于笔画之中，所以《十七帖》虽为草书，在快速书写中，仍然能呈现出丰润的笔画，而不损伤行气。如《清晏帖》“知彼清晏岁丰又所”一行，除“所”字之外，其余各字均呈竖长形，气息高度统一。二是字形整体呈右上倾侧，各字又随势而左右成态。右上的斜势符合右手的书写习惯，也增加了字的飞动感，而灵活的处理则使得字形更加丰富。如《虞安吉帖》中“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一行，“之”“殿”二字在整体右上斜的趋势中，顺着下行的体势而呈右下倾斜的字势，更营造出一种整体平衡的美感。三是字内部件根据笔画或松或紧，形成对比，造成一种跌宕之势。如《远宦帖》“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一行，“张”“情”“诸”三字左松右紧，“念”“悬”二字上紧下松，各随笔画多寡形成自然聚散。上述三者结合，最终形成细部精彩纷呈、整体气息周贯的格局，正是“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

王羲之《十七帖》吴宽本 1000cm×30.5cm 帖芯455cm×25.5cm 宋帘纹纸墨搨 上海图书馆藏

《十七帖》之《清晏帖》（局部）

《十七帖》之《虞安吉帖》

《十七帖》之《远宦帖》（局部）

王羲之《初月帖》
　　摹追惟此人
　　最后看风格。
　　书风是人格的外化。唐太宗《王羲之传论》评萧子云书“无丈夫之气”，自然王羲之书是有丈夫气的，这种丈夫气表现在书法上，在精神与骨力，即全无春蚓秋蛇的疲态，而富于活泼的生命气息，有“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那么，这样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似乎难于回答，不过换一种思路，或许可以问，人们推崇王羲之，是在推崇什么？
　　历代评王羲之书者不可胜数，不过其中有数端影响广泛，形成了人们对王羲之的整体印象。概而言之，又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书法的美善，二是人格的风流。书法上，梁武帝萧衍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其中对王羲之书法气势的况喻构成了后世理解王书的基本观念，“龙跳天门”突出的是宏阔的飞动感，而“虎卧凤阙”则突出的是敦朴的雍容感，二者在矛盾中平衡，构成王羲之书法的独特面目。这种兼美不仅表现在风格上，还表现在字体上，即上文所引《书谱》之评“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最终这种兼美的评说，在唐太宗的《传论》中发展成为“尽善尽美”的至高评价，由此王羲之书便成为书法的极则，至于宋代，官刻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竟以十分之三的篇幅展现王羲之的书法。
　　人格上，《世说新语》与王羲之有关的记载共53条，分布于17篇中，比较立体地展现了其人格特性，主要突出了他高门士族、朝廷官员、魏晋名士等多重身份，及机敏睿智、超然坦率、敏感涩讷等多重性格，其中他雅好服食、佯睡避险、东床坦腹等情形更是广为流传。《晋书·王羲之传》又突出其“爱鹅”“书扇”等逸事，更丰富了他名士的形象。又有《兰亭集序》中所记之诗酒慨叹，于是王羲之极丰富而多风流的人格特性更凸显出来，这为他在艺术上的突破提供了精神支撑。《世说新语·容止》篇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八个字也常被用来形容王羲之的书法，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其人其书已经合二为一了。后有李白《王右军》诗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一作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将王羲之的性情、逸事、书法交织在一起，塑造出了一个绝尘弃俗的形象，这构成了后世人们对于王羲之的重要认知。
　　以书法为线索，在历代的鉴赏、传颂中，王羲之“书圣”的形象深入人心，他流传于世的赫然名迹中，《十七帖》以十四年的跨度，医病、服食、书画、气候等多方面的内容，展示着人们心目中的王羲之。一一读去，只觉往事玄想也都活了起来。于是历代文人手追心摹，将这一千余字的信札转化成中国书法文化中极为灿烂的光景。
　　自王羲之而后，历代书家凡能在时势和造化中得其一种便足以名家，若能再有创造，则五百年中必有其名。不过后世大概再无王羲之了，毕竟人和历史的际遇都再难重复。于是我们不由得时时回溯，追摹心中永不磨灭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