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瀛

《故宫五年记》
　　▌李娟娟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在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的历史中，吴瀛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他还是故宫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后来也是故宫文物南迁的主要负责人。
　　吴瀛（1891-1959）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世代书香的官宦世家，其祖上曾有十七位文武进士。他于清末入湖北方言学堂，研习英文。民国初年，他辞去辽宁省辽阳中学英语教师职务，来到北京，投奔舅父庄蕴宽（字思缄）。舅父是科举出身，历任都肃政使、审计院院长等职。
　　1914年，23岁的他即任职北洋政府内务部主事。吴瀛之孙、吴祖光之子吴欢曾回忆说：“1914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向吴瀛发布了一纸聘书，任命他为内务部主事，职务是内务部警政司非常警察(负责紫禁城事务)外事警察负责人。他便以这个身份担当起保卫紫禁城的工作。”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军队驱逐出宫后，北洋政府随即宣布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吴瀛在当时的教育总长，也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易培基（字寅村）的举荐下，兼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一职。
　　“清室善后委员会”兼职顾问虽没有任何报酬，他却全身心积极参与了清室文物的清理工作。当年故宫博物院的老员工曾评价吴瀛：“几乎天天到会入组，从事点查。”其子吴祖昌也回忆说：“这个没有工资，完全尽义务的工作，却大大吸引了父亲。”
　　1927年6月，时任市政公所坐办（即当时市政府秘书）的吴瀛，在公务之余一直喜爱吟诗作画、刻印临池，尤其痴迷古物鉴赏，酷爱收藏古物字画。吴祖昌对父亲这一段任职经历回忆说：“按说在那政治乱象的年代，自幼父亲的兴趣所在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独善其身’（父亲语）。却由于曾祖父吴殿英的影响及他本人的条件，当时执政的大人物，请他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主管外事警察及地方治安，还兼任当时北京市政公所坐办，主要责任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务的监管。”
　　事实上，当年清室文物的清理工作困难重重。在吴瀛接受“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聘书的当天，内务部即接到段祺瑞执政府令内务部警政司制止点查的命令，而且当时社会上清室遗老遗少兴妖作怪，贪图财宝的军阀政客企图掠夺故宫宝物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再加上故宫清点工作不仅是尽义务不拿报酬，食宿都自己解决，工作环境也很艰苦。比如宫室阴气森森，也不能生火，数九寒冬冷得刺骨也只能硬着头皮忍受。在清点中，他们还不时受到无端指责。有同事就对吴瀛抱怨说：“我们这里不是在做官，为什么受这样的肮脏气？我不能忍受，我不干了！”
　　吴瀛对同事说：“惟其因为不是做官，我们所以只有忍受。”
　　处于当时社会各种漩涡中的吴瀛就这样坚持参与清室文物的点查工作。吴瀛和当时参与点查的同仁集体编纂出版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等多期点查类刊物。
　　吴祖昌在对父亲的一段回忆中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始，一直到1926年3月，父亲主管着故宫与政府之间的咽喉要道。实际上是在帮李石曾、易培基两位先生扫清工作中的麻烦。他公务相当忙，仍抽暇到故宫去参加点查。父亲一方面是京都市政公所的秘书兼坐办，又是内务部主管治安的责任者，又是故宫博物院主持的中坚。他就利用这三重身份周旋在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地方势力，甚至军阀之间，和一些有志之士一起维护了故宫的安全，并使故宫的各项工作较为顺利地进行，为故宫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庄蕴宽任维持员、江瀚任会长的维持会时期，吴瀛就以顾问和常务委员的身份开始主管出版事务，并且领导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官办发行机构：“出版物发售室”。1928年6月北伐战争胜利后，吴瀛又受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之聘成为故宫博物院简任秘书（相当于院长助理）。
　　在此期间，一边协助院长易培基处理全院事务，一边负责出版事务。此前，故宫出版物主要由北京京华印书局及上海天一印刷所两处承印，印刷质量不能令故宫完全满意。因此，吴瀛与同仁萌生了组建印刷机构的计划。1932年，在吴瀛的领导下，故宫博物院与德国回来专门从事摄影印刷的专家杨心德等人订立官商合办契约，成立了当年北平唯一的美术印刷厂——故宫印刷所。
　　吴瀛任主编的《故宫周刊》，创刊于1929年10月10日，是当年故宫印刷所的第一笔“业务”，周刊图文并重，印刷精良，主要介绍故宫珍藏的文物、图书、文献以及宫殿建筑等。这套周刊被给予极高评价，“宣扬了中华艺术文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书画周刊，极具参考价值。”
　　在主编《故宫周刊》的同时，吴瀛又以“栗亭”的笔名连续发表以溥仪出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等为主要内容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记录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全过程的《故宫五年记》。文章从《故宫周刊》第1期（1929年10月10日）连载到第100期（1931年9月6日）后，于1932年8月全书结集出版。这是吴瀛在故宫任职时最重要的著作，也被学界称为研究故宫创院院史最重要的资料和故宫博物院首部院史类著作。
　　也是在这个时期，吴瀛还为1931年出版的《虞集澄泉结翠研文印谱用本》，1932年出版的《印谱日历》、《明史本纪》等多部故宫刊物题写书名。
　　在抗日战争初期，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之事中，吴瀛是最早负责故宫文物南迁的当事人。
　　1932年，占领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又对热河发动进攻，北平形势愈加危急，故宫发起的故宫文物南迁决议终于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吴瀛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中是这样写的：“一九三二年，日本人的势力一天天地深入，已经逼到平津……因为日本人的逼近，故宫同人惶惶不安，他们发动了南迁之议，他们先将南迁的建议呈报了国府，国府批令：‘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他们又去请求。终于批准了迁移……”
　　故宫文物南迁得到批准后，北平城很快就有人气势汹汹扬言要以武力阻挠文物南运。面对各种威胁恫吓，原定负责南迁的一些当事人，因畏惧承担开路先锋的风险，在即将出发之前竟临阵退缩。紧急情况下，易培基院长找到吴瀛，请他担当此任。此时的吴瀛虽有诸多不便，但仍然接受了易培基院长派下负责第一批故宫文物南迁的任务。
　　对于当时受命负责第一批南迁文物及出发时的情景，吴瀛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中也曾有一段叙述：易院长“同我商定动身之期，他自己拟了个文稿，密电行政院以及沿途经过各地方军政长官派队保护……密定了迁运的路线是由平汉转陇海再回津浦南下，以避免天津站日本人袭击。一方面我们商定了东北宪兵一百名派一个队长统带，自己也选了本院的警卫若干名随行照料……第一批南迁古物出发了，这比花石纲重要得多，一共二十一节车。一节头等车，我同监视、押运人员乘坐，一、二节二三等车安置了宪兵队长、警卫官长以及宪兵、警察，其余都是装着古物的铁皮车。在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关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地保卫着。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车行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骤。夜间开车，在重要关口熄灯，重要员司和衣而卧。尤其徐州一带，时有匪众出没，据报在前一天晚上，已有一千余人在徐州附近向车行地段窥伺，被地方发觉打了一仗，他们知道有备，所以退去……”
　　虽然在南迁途中经历了各种磨难和险阻，但在吴瀛的努力和多方周旋下，费时3个多星期，故宫第一批南迁文物终于安全运至上海。有了他克服“头难”完成第一批南迁任务后，第二批至第五批故宫南迁文物也先后顺利运抵上海。
　　吴瀛身体力行为故宫作出的诸多卓越贡献，是他为故宫百年留下的厚重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