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雕像
　　▌李钟秀
　　宣武门外大街西侧，有一座灰砖、灰瓦，红窗棂的平房。它曾是安徽歙县会馆，亦是晚清货币理论家王茂荫的故居。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受到了咸丰皇帝的斥责，却被马克思认可。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晚清社会千疮百孔的疮疤：官员腐败，经济衰落，民生凋敝……英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的赔款，以及采用各种方式控制、影响中国货币体系，使得原本就混乱的货币体系，在国际经济格局中，雪上加霜，陷入被动地位。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已经蓬勃发展。市场呼唤一种稳定、可靠的货币。白银取代了纸钞与铜钱，成为市场上广泛流通的货币。二百多年后的晚清，市场上则流通着多种货币，包括银两、银元、铜钱、铜元、银行券和私票等。货币体系混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不同交易场景中，所使用的货币种类和计量方式各不相同，货币的制作和发行单位也不统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货币的流通，制约了经济进一步繁荣。
　　清政府多次尝试币制改革，各方有识之士，也努力献计献策，以避免这艘“破败”的战船，真的“沉没”了。但在英帝国的重压之下，收效甚微。
　　咸丰元年（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向咸丰皇帝上《条议钞法折》，提出朝廷印制一种钞票，可兑换现银，以抑制通货膨胀。咸丰皇帝最初看好王茂荫的建议，于咸丰三年（1853年）擢升王茂荫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这期间，肃顺等人提出铸造面额更大的钱币。王茂荫认为，这将造成物价上涨，经济更加混乱。于是，他上《论行大钱折》，明确反对铸造大额钱币，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咸丰四年（1854年），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交易混乱，向咸丰皇帝上《再议钞法折》，提出四项建议：一，允许钱钞兑换现钱；二，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用钞币。
　　王茂荫的“三折”，中心思想是：朝廷发行纸币，数量有限，纸币可自由兑换金银，以此抑制通货膨胀。王茂荫的经济理论和货币主张，形成于西方货币理论和制度还没传入中国之前，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货币思想基础上，根据晚清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而形成的。
　　咸丰皇帝将王茂荫的三个奏折，交由心腹朝臣研究。晚清朝廷重臣，多为保守、自闭。他们研究了王茂荫的奏折，在写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这种保守思想，改变了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看法，甚至指斥王茂荫“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遂将王茂荫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这是一个平调，没有做出处置，是因为王茂荫的奏折中，除了提出货币改革，还提出如何阻止太平天国与捻军联合的兵法主张。这点，又符合皇帝的心意。
　　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虽然没有被采纳，甚至还受到咸丰皇帝的申斥，但是，他的理论却被马克思发现并且受到认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提到了王茂荫关于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并在标号“83”的附注写了有关王茂荫的注释。
　　马克思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由可兑换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马克思怎么会看到王茂荫的奏折，又怎么知道他受到申斥呢？
　　咸丰七年（1857年），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主持编辑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三卷俄文版出版。在这卷中，有一篇题为《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该文主要介绍《王侍郎奏议》的《再议钞法折》。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俄文版《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前三卷选译成德文，以《帝俄驻北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书名出版。王茂荫关于货币改革的奏折以及咸丰皇帝对他的申斥，都被收录其中。马克思看到这篇文章，从中知道王茂荫的货币观点。他不仅认可王茂荫的观点，甚至担心他会不会受到笞刑。
　　王茂荫的举动，在当时既惊动了皇上，后来又被马克思认可。但在国人中，他的知名度却一直不是很高。原因是，他只是提出建议，并未被采纳,皇上也没治罪于他，没有经历牢狱之灾。
　　《资本论》被翻译成中文时，王茂荫的名字，又出现了周折。王茂荫德文为“Wan-Mao-In”。首本中文译本中，此名被译为“万卯寅”。高素之翻译的日文版，“Wan-Mao-In”被翻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民国十九年（1930年），陈启修先生进行全文翻译时，发现“Wan-Mao-In”在其他中译本中，有不同的译名。出于对翻译工作的严谨态度和责任心，陈启修先生在这个名字的后面写道：“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查明后再改正吧。”看得出来，陈启修先生对使用不上准确的译名的遗憾。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郭沫若先生在阅读陈启修先生的译本时，注意到“Wan-Mao-In”的中文译名。他没放弃解这道难题。他在清朝编年史《东华续录》中，看到了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这段内容，恰与马克思所说相符。联系原文的读音，郭沫若先生确认“Wan-Mao-In”应是王茂荫。从此，《资本论》中文版，才出现王茂荫的名字。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次年进京任职。史料记载，王茂荫“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自本简约，粗布粝食，处之宴如。”“公余之暇，手一卷自娱，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
　　王茂荫关于货币改革的主张，虽没被采纳，甚至还受到皇帝的申斥。但他依然坚持其耿直、敢谏的秉性。同治元年（1862年），王茂荫上疏同治皇帝，陈述政事。他指出，议政王应专心理政，制定理政纲领；谏官应多包容。同治皇帝称赞王茂荫“直言敢谏，志虑忠纯”。
　　同治二年（1863年），王茂荫任吏部右侍郎。次年，王茂荫继母去世，王茂荫依制奉讳返乡守孝。途经淮阴，学生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王茂荫举荐之恩。王茂荫拒收，并说：“举荐你是公事公办，不应该与私事混同。”
　　同治四年（1865年），王茂荫在老家病逝，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