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瑞
　　▌高希
　　在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136号，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影壁墙上，有一座浮雕：一位医者目光温和却透着坚毅，身旁“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题字格外醒目。她就是杨崇瑞，这八个字既是她当年为助产学校立下的校训，更镌刻着她与北平妇幼卫生事业的一生羁绊。
　　1891年，杨崇瑞出生于通县燕郊镇兴都庄（今属河北三河），父亲是个乐于助人的读书人。四五岁起，她开始在家里读书认字。十三岁，她来北京的贝满书院（贝满中学前身）读书，两年后升入中学。1910年，杨崇瑞考入协和大学理化科（医预科），两年后进入华北协和女子医科大学（后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深造。
　　当年，医学院全英文授课，解剖学、病理学等数十门课程对专业与语言能力要求很高。为攻克语言关，杨崇瑞每天提前到教室背专业词汇，夜晚研读外文医学著作。求学期间，她还热心参与青年会社会服务，在街头为贫苦民众义诊。
　　1917年，杨崇瑞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较早获此学位的女性之一。毕业后，她先后在山东、天津的医院工作。1921年，杨崇瑞重返协和医学院进修，按照原计划，她要在外科、妇产科、眼科各学一年。在妇产科做了六个月深入研究后，她被聘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专任医师。这一留，就是三年。
　　三年里，杨崇瑞并未将自己局限于协和医院高大的围墙之内。每星期，她会特意挪出半天时间，到灯市口一个简陋的诊疗所，为女工们进行产前检查，并介绍孕妇到医院分娩。后来，她又增加一个半天，跑到齐化门外专为孕产妇设立的产前门诊服务。当时的她，忙碌于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她觉得她们“是最需要帮忙的人”。
　　此时的杨崇瑞并未意识到，走出医院、主动上门的服务，其实属于公共卫生领域。多年后，杨崇瑞回忆起这段经历说道：“从今天看来，这两项工作，显然属于公共卫生范围。但那时我并没有这个认识，不但我没有，医界一般人都没有。”
　　那时，协和的公共卫生科刚成立不久，科主任是充满远见却略显孤独的英国人兰安生。他的科室除了他自己，只有一名打字员。兰安生逢人便宣讲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但应者寥寥。转机来自一场危机。
　　1923年，协和校园内突发天花疫情。恐慌之下，兰安生博士关于公共卫生的理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之后，另一桩悲剧给了杨崇瑞所在的妇产科直接冲击：一位来自齐化门外的产妇，临产数日才被送往医院，最终因子宫破裂而不治身亡。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医护人员。大家意识到，如果有及时的产前检查和指导，悲剧本可避免。于是，协和妇产科在城外五六里的一个村子设立了产前门诊。
　　1924年，河北三河县的一位乡民，写信给协和外科，信中质朴地询问：“你们外科治得好，不知要怎样生产安全，让孩子不死，可吃什么药？”外科将信转给兰安生，兰安生与妇产科商议。结果，一个调查团组建起来，奔赴三河县和遵化县，专门调查导致新生儿大量死亡的“四六风”（破伤风）的状况，杨崇瑞也参与了这次调查。
　　杨崇瑞发现，仅依靠看病，只能帮到少数人，改变不了广大母婴面临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在农村，母婴死亡率更是高得吓人。她决定努力推开新法接生。
　　1925年，杨崇瑞获得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深造的机会。临行前，兰安生博士来与她商量，问她是否愿意先到加拿大参观公共卫生和妇产科。杨崇瑞欣然同意。这次北美和随后长达半年的欧洲之行（考察英国、德国、丹麦等国的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改变了杨崇瑞的人生选择。她后来回忆道：“这次旅行，开了我不少眼界。兰先生一番苦心没有落空。”她看到，在欧美国家，公共卫生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远比被动治疗更具建设性。她认识到，对于经济贫困的中国，公共卫生建设是一个最节约而最易生效的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方法。
　　归国后的杨崇瑞担任协和公共卫生科讲师，兼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她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我国助产教育》一文，疾呼“中国每日多死产母四百人，皆因缺乏科学助产”。
　　当时，婴儿“四六风”和产褥热是北平母婴高死亡率的主因。杨崇瑞打算培训助产人员，来解决母婴健康问题。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建议招小学程度女子，短期培训后替代接生婆，这也为助产职业打牢基础。
　　1928年，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助产教育计划，提出分层培养助产人才。两年制本科培养师资，六个月速成班应对急需，两个月讲习班改造旧产婆。同年，北平成立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李德全、郑河先等社会名流参与推动。
　　1929年1月，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成立，决议采纳杨崇瑞的方案，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就此诞生，杨崇瑞任校长。学校最初设在灯市口71号民房，后迁至麒麟碑胡同。这里从明朝起就是产婆聚居地，借“麒麟送子”传说，能打消百姓对新法接生的顾虑。杨崇瑞为学校定下“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课程涵盖解剖生理学、产科等，为破除社会偏见，增设了社会学、心理学课程。杨崇瑞除编写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当时林巧稚、朱章庚、潘光旦等专家也在学校任教。有时学校经济拮据，杨崇瑞就拿出自己的工资积蓄，聘请教师，使学校生存下去。学校规定学生须完成30例接生，也要学习管理知识，还要去校外的卫生单位参观。
　　此外，她还要求学生学会骑马、骑自行车，在她看来“下乡接生没好路，快一步就能多救一条命”。在校学习结束后，学生还要到北平市保婴卫生事务所、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和燕京大学清河乡村卫生实验区实习，这些做法令学生们更加直接体会到助产士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意义。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还设有产院（今东城区妇幼保健院，曾称东四妇产医院），主要服务北平民众，住院费每日5角，含医药、饮食、护理等，贫困患者还可酌情减免费用。
　　1929年至1939年，产院累计门诊13余万人次，接生3.3万次，上门接生1.3万余次，北平城区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大幅下降。
　　1937年初，杨崇瑞以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身份在欧洲、亚洲等国考察。七七事变后，她赶忙回国。11月抵达汉口，她参与了红十字会医疗队，积极投身抗战事业。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杨崇瑞被派回北平，接管并恢复国立第一助产学校。1948年，她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聘为专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了解到新中国对技术人员的欢迎、对妇幼卫生事业的重视，便克服重重困难回国。
　　1949年11月，杨崇瑞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首任局长，以北京为试点构建妇幼卫生三级网。
　　1951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入到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当时有学生450余人，助产训练班、师资班学员数百人，这些学生毕业后遍布北平及全国，成为新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骨干。
　　在她的努力下，北京妇幼卫生事业飞速发展。至1957年，助产士从1300人增至3577人。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大大降低，曾夺走无数生命的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基本消失。1983年，杨崇瑞在京病逝。临终前，她嘱咐将毕生积蓄及200余册外文书籍捐给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图书馆，其中，她于20世纪20年代从欧美带回的助产专著，至今仍是珍贵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