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太保墉燕——房山琉璃河遗址专题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参观。琉璃河遗址考古自1962年拉开序幕，随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先后出土了国宝级文物、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和堇鼎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对于确定琉璃河遗址为西周燕国最早都城提供了重要证据。在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早期文物工作者的开创性工作尤为难能可贵。

　　董家林遗存丰富
　　琉璃河遗址最早的考古调查工作，是在1962年开启的。
　　1995年8月，由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房山区召开。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在研讨会开幕式发言中谈道：“1962年我们配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考古调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写了文章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燕国始封地调查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
　　邹衡提到的这篇文章就是《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执笔者是当时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郭仁。据《简报》介绍，“1962年房山县的调查工作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自3月至6月，调查了房山县南部的良乡、长阳、葫芦垡、交道、官道、琉璃河、窦店、长沟等八个公社及天开、城关两公社的一部分。”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复查了已发现的遗址4处。
　　《简报》还提到：“自10月初至10月底，主要是配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五年级同学进行实习，选择了刘李店、董家林、黑古台等三处遗址作了小型试掘。参加这次工作的有郭仁和北京大学的李东婉、王恺、韩嘉谷。”
　　1998年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收录了郭仁的一篇遗作《琉璃河商周遗址考古的回顾》（郭仁于1992年去世），文中对琉璃河遗址的早期考古调查作了详细介绍。
　　根据这份资料，1960年夏，房山县丁家洼水库溢洪道中发现了数座古代的陶窑遗迹，领导派郭仁带队前往清理，他们在水库北岸发现有石斧和红陶片。1961年秋，郭仁参与昌平雪山遗址的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雪山第一、二、三期文化，突破了北京历史、考古的传统认识。因此，郭仁想在北京地区战国以前的考古方面下些功夫。他查阅1958年的文物普查资料，得知房山镇江营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他多属古城或古建筑。1962年春，由郭仁领队，喻震、张岭参加，首先在房山县开始田野考古调查。调查的重点有二：一是寻找战国以前的文化遗存，二是对几座汉代古城进行勘查。“我们带着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北京地图（房山县部分），预计按图上标出的村落逐村踏查、寻访。”
　　调查的第一站是良乡镇。他们调查了广阳城、黑古台和良乡附近的村落，在良乡城东的纸坊村，发现了一座埋有东周瓦的灰坑。第二站为琉璃河镇。他们首先调查了窦店古城。一次，在从窦店回琉璃河住地的途中，他们在京保公路东侧刘李店村西的一个粪堆旁，见到一个红陶空心鬲足。这种鬲足，在北京地区从未见过。第二天上午，他们到刘李店，拿着捡到的鬲足先询问了几位老人，都说这是“鱼骨盆”，可做刀伤药（陶坯中含有云母颗粒），这种“泥窝头”，村东沟里就有，董家林大庙前多得很。
　　考古队员们按着老人所指的方向到刘李店村东，首先在一条南北向的路沟中见到了灰层和灰坑。从中采集到与之前捡到的鬲足相同的鬲足、盆口、罐口等。随后到董家林大庙前，首先见到一座大灰坑，深约4米余，内中是松软的黑灰，包含陶片极多。大坑迤西，灰坑林立。“在整个董家林村的沟、坑、断崖中多有这类地层和灰坑。我们采集到的陶鬲、盆、罐等残片，多为陶质坚硬的灰陶，与刘李店见到的有些差别。”
　　郭仁回忆说，当时在董家林村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城墙，有的地段尚保留有2米多高。郭仁一行在城墙的夯土层中挖出了辽金时代的白瓷片，故认为该城为辽金时代所建，与遗址无关。他们又调查了黄土坡、齐家坟、立教、庄头等村，都发现有与刘李店、董家林相同的遗存，但都不如董家林之丰富。
　　1962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8级的韩嘉谷、李东婉、王恺3位同学分到文物工作队进行毕业实习。3位同学首先在库房收集了怀柔城北东周墓的发掘资料，后到良乡镇清理了春季发现的东周瓦坑。瓦坑附近未发现重要遗迹，遂转移到董家林。
　　韩嘉谷在刘李店路沟之西，李东婉、王恺在董家林路沟两侧各开了一条探沟。在试掘的后期，考古所夏鼐所长和苏秉琦先生要到琉璃河察看，两位先生对遗址的年代及重要性都给予了肯定。
　　1963年，郭仁领队在昌平县做田野调查。1964年，黄土坡村一位村民在其院内挖菜窖，挖出带有铭文的铜鼎和铜爵各一件，交给文物工作队。郭仁是在其后因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在库房中挑选展品发现这两件器物及其来源的，遂意识到黄土坡村应有墓葬。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琉璃河遗址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直到十年后才正式展开。
　　伯矩鬲堇鼎闪耀出土
　　1972年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派郭仁为领队，田敬东、李华等为队员，组成考古队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发掘。北京大学有李志义、邹衡、李仰松、李伯谦等先生负责学生的教学实习。
　　关于这次发掘，邹衡曾谈到，“这次发掘时间虽只有一个多月，但规模却很大，师生有四五十人。”
　　根据黄土坡村村民挖出青铜器的线索，他们派出四五个学生开了条20米长、0.5米深的探沟，寻找铜器墓。这次发掘，没有重要突破，墓葬也未找到。不过，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20米了。
　　关键性突破是由一位探工师傅发现的。
　　1972年底，国家文物局由河北燕下都遗址调来一名探工，在挖出铜器的村民家附近探寻墓葬。因已入冬季，探了几天没有收获，便停了工。1973年，郭仁和田敬东等人到洛阳请探工，瀍河区钻探队派出水平最高的马武堂同志到琉璃河。果然在黄土坡施有家之北，探出了一批小墓。然后，又在黄土坡村的铁路之东探出了201号（即1986年发掘的1193号）、202号等大型墓葬和251号、253号等中型墓葬及一批小墓和车马坑。
　　考古人员从车马坑清出了1车4马。不久，在车马坑之北探出了50号至54号等5座墓葬，又在1号车马坑西南探出了第2号车马坑。
　　1974年，考古人员从52号墓出土了包括复尊、复鼎在内的一组青铜礼器。1974年第10期《考古》杂志刊登了此次发掘的简报《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据简报，复尊有“匽侯赏复冕衣、臣妾、贝，用乍（作）父乙宝尊彝”等铭文。墓中还出土了带有“匽侯”铭文的铜质盾饰。同出的复鼎铭文也记载了复受到燕侯赏赐的情况，只是铭文将匽侯的匽字省略。随后发掘的53号和54号墓，也各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53号墓出土的攸簋，有铭文“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乍（作）父戊宝尊彝”等字样。简报提出，这几座墓出土的带有“匽侯”铭文的铜器，“暗示这一带地方应与燕都有密切关系。”这是正式发表的考古文献中，第一次将琉璃河遗址与西周燕国都城联系在一起。
　　1975年，发掘继续进行，不断取得惊人成果。先是从位于黄土坡村以北的251号墓出土了以伯矩鬲（俗称牛头鬲）为代表的22件青铜礼器。
　　鬲是一种与鼎相似的三足炊煮器，与鼎的区别在于它的三足不是实心，而是袋状中空的，这样可以增大容量和受热面积。陶鬲在新石器时代已普及，铜鬲源自陶鬲，出现于商代，盛行于西周。伯矩鬲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西周初期青铜器中的杰作。
　　伯矩鬲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此目录，首都博物馆唯有伯矩鬲入选。
　　251号墓清理完毕后，紧接着发掘253号墓，并出土了堇鼎。由于地下水位比较高，253号墓的发掘工作十分困难。考古人员用铁桶吊运泥浆，铁桶在工作人员的头上来回转动，稍有差错便有伤亡危险，且常出现塌方险情。郭仁、田敬东等人轮流下水打捞，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将青铜器打捞上来。青铜礼器共有23件。其中一件大鼎（后被命名为堇鼎）的铭文是“匽侯令堇饴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尊彝”。意思是燕侯命令堇这个人去镐京向召公奉献食物，并受到召公赏赐之事，堇为了纪念此事，就铸了这个鼎。
　　这一段铭文证实，周武王封周召公于燕之后，召公并未来到燕国，召公并不是第一代燕侯（根据克盉及克罍的铭文记载，召公之子克为第一代燕侯）。这为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召公是否到燕国就封”的问题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堇鼎口径47厘米，通高62厘米，重41.5公斤，是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形最大、最重的一件，代表着北京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同出的圉簋，铭文也记载了圉参加周王在成周（洛阳）举行的典礼，受到燕侯赏赐的情形。
　　堇鼎、圉簋等铭文也表明，黄土坡墓地的Ⅱ 区（铁路迤东）是西周燕侯家族的墓地。
　　从1973年到1977年，在郭仁的主持下，考古人员在黄土坡村共发掘了大中小型墓葬近70座，车马坑5座，获得了包括青铜礼器在内的大量出土文物。
　　考古工作犹如接力赛，一棒接一棒往下传。参与过琉璃河遗址早期考古发掘的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已陆续退休或离世，但是他们当年取得的成果、作出的历史贡献仍熠熠如新。
　　本版图片 张德斌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