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畅
　　16世纪中后期，明将戚继光北上执掌蓟州、昌平、保定一带防务，为了防范蒙古鞑靼部落进犯，他对明初城墙进行加固修缮，并构建了上千座“空心敌台”。其中，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境内的司马台长城，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竟保存至今，成为了我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遗址。
　　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戚继光是“军神”一般的存在，也是整个戚氏家族荣耀的延伸。

司马台长城 孙立君摄 北晚新视觉供图

戚继光画像
　　军功世家出奇才
　　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在编撰父亲的年谱时，将家族的历史追溯到了生活于元末明初时期的戚祥身上。戚祥原先居住于河南汲县，后来在安徽定远参加了朱元璋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久经战阵，从小旗一路做到应天卫所的百户。明洪武十四年（1381），戚祥跟随大将傅有德南征，战死于云南战场。考虑到戚祥有功于国，明廷封戚祥的儿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戚氏家族就这样被纳入以“兵农合一”为特征的明朝卫所制度中。
　　戚斌死后，其子戚珪继任，并展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戚珪在任时候正逢倭寇扰乱山东沿海，登州守军为了防范敌兵，将周边卫所的军事力量聚集在一处防守。此举遭到了戚珪的质疑，他认为这么做并不能有效防范倭寇的袭扰，反而容易被对方钻空子，所以应该让马步水军各归卫所。由于当时明宣宗在位，国力强盛，明朝统治机构相对高效，戚珪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山东地方军政机构和巡按御史都围绕这个分兵策略进行讨论。除了军事领域，戚珪也表现出一定的文学素养，他平时不但喜爱作诗，还著有《家训》。戚祚国称赞这位远祖的诗赋骈俪有唐朝遗风。
　　戚珪病逝后，其子戚谏，以及戚谏的儿子戚宣和戚宁都相对默默无闻，戚氏家族经历了一个事业上的沉潜期。到了戚宁子，也就是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长大时，戚氏家族又迎来了一个上升期。戚景通出身军功世家，但他并不满足于躺在祖辈留下的功劳簿上，而是认真钻研军事技术。戚景通执掌登州卫时，正值明中期政治动荡，北方游牧部落频繁南侵，京师戒严，东南沿海的倭乱也有扩大的趋势。为了加强北方边防，戚景通曾经先后担任大宁都指挥使和京师的神机营副将等职务。这段经历让戚景通对明朝国防面临的挑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将其都整理记录下来，“画策备胡，累计数百牍”。
　　戚景通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为人正直，担任江南漕运把总的时候拒绝克扣钱粮和讨好上司，对于大宦官刘瑾的拉拢也不屑一顾。戚景通的生活虽然比较简朴，但家中藏书颇丰。戚继光出生后，不仅受到了戚景通人格魅力的熏染，从而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还有机会去大量涉猎父亲购置的经书，这也为戚继光日后成为优秀的军事家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戚家军”的形成
　　戚继光投身军旅之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祖辈时候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始祖戚祥虽然战死疆场，但是为后辈拼下了一份可以稳定世袭的家业。此后明朝完成统一，社会归于安定。直到戚继光从山东调往浙江沿海防范倭寇，他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空前的。
　　原来，倭寇虽然自元末就已存在，但是力量较弱，尚未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然而在戚继光到达浙江后，倭寇首领不仅网罗了大量亡命徒，还在浙江与福建沿海的岛屿构筑了许多易守难攻的据点以供长期活动。在内陆地区，倭寇布置了组织严密的间谍网络，为其提供明朝官府与军队的详细情况。因此，在明朝嘉靖年间，从沿海登陆的倭寇能够一路冲杀到明朝的陪都南京城下，给明廷造成不小的震动。
　　相比之下，明朝的军事实力严重落后于倭寇集团。许多将领并不了解倭寇的动向，他们远离军营，生活奢靡，大量底层军户不堪忍受压迫逃亡，卫所制已经形同虚设。明廷在地方临时招募的军队士气低迷，缺乏凝聚力，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倭寇的频繁袭扰。即便如戚继光这样出身军功世家的帅才，在他调任浙江初期也难以开展工作。例如戚继光治下的明军在一次与倭寇的短兵相接中险些崩溃，如果不是戚继光侥幸射杀了倭寇的首领，后果不堪设想。在戚继光指挥明军攻打岑港的战斗中，明朝方面拥有从兵员到武器的各种优势，却仍然无法啃下这个硬骨头，最终遭到文官弹劾，给戚继光带来了不小的政治危机。
　　残酷的现实让戚继光决心抛弃过时的经验，转而建立新的军事系统。戚继光发现金华、义乌等地区的农民和矿工忠勇可靠，是潜在的优质兵源，于是向上级胡宗宪寻求支持，胡宗宪也意识到明军难堪大用的问题，支持戚继光暂时离开前线去编练新军。这样，戚继光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戚继光不但与官兵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还将自己阅读兵书后研究的全新战术阵法传授给属下，并配合以严明的纪律进行反复操练。经过一年的准备，戚继光带领他训练的四千“戚家军”投入到平定倭乱的战斗中。
　　倭寇集团对于戚继光的新军一开始并未放在眼里，误以为对方会像以往那样一触即溃，然而，他们想错了。在战场上，戚家军迅速展开阵型，以长枪和火铳远程消耗敌兵。当倭寇靠近后，明军一边举起藤牌格挡倭寇的兵刃，一边再用狼筅和铁叉来击杀靠近的敌军，战场的局势陷入胶着。倭寇虽然凶狠且组织程度高，但是耐力不足，而且对于内地情况也相对陌生，不愿恋战，所以很快在戚家军的打击下溃散，而戚继光则抓住机会，率领部下身先士卒，一举扫除了倭寇对台州的威胁，救出了许多被掳走的百姓。
　　然而，倭寇并不甘于失败，在进犯浙江沿海多次未能得手后，倭寇转而加大了对福建沿海城镇的侵扰力度。戚继光则两次率军入闽，与同时期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接连击破敌军。戚继光清楚地意识到，倭寇之所以剿而不灭，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沿海据点始终未被攻破。因此，戚继光在提前了解了滩头潮水兴落的特点后，派出精兵攻打倭寇在福建横屿的巢穴。倭寇没料到明军会主动进攻自己，只能仓促应战，戚家军则凭借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捣毁了许多倭寇的据点。
　　当然，戚家军的作战并非都是势如破竹，在戚继光给朝廷写的奏报中，他曾经痛心地提到，自己在指挥部下攻打倭寇在林墩的据点时遭遇了激烈抵抗，损失巨大。在福建沿海，倭寇利用林墩四面环水，只有一座石桥连接陆地的特点，设下重兵防守。戚继光虽然利用夜色掩护出兵，但仍然被倭寇发现，双方在石桥上爆发血战。明军一哨36人作为敢死队奔向桥头，全部殉国，第二哨跟进也死伤过半，幸存的官兵从未遭遇如此硬仗，有些气馁，而戚继光则担忧士卒退却会导致前功尽弃，于是被迫手刃哨长以激发官兵死战的决心。最终，石桥被戚家军夺取，固守林墩的倭寇团伙被一网打尽，戚继光称此战“贼大败溺死者万余人，斩首二千二十三颗”。此后戚家军虽然又逢强敌，但由于倭寇在福建沿海的主要据点被铲除殆尽，余众也再难以掀起像之前那样大的波澜。由此可见，严明的军纪也是戚继光能够缔造军事辉煌的重要原因。
　　戚家军在福建的连续作战，让倭寇集团不得不继续向广东退却，明朝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危机逐渐解除，而戚继光也因为其出色的统帅才能得到了明廷的重视。隆庆元年（1567），戚继光在老上级谭纶的支持下北上蓟州军镇整军，从江南水乡来到了抵御蒙古游牧部落的前沿阵地。
　　“军神”的用兵之道
　　戚继光在过去与倭寇的作战中，根据江南地区水网纵横的特点，一般以装备冷热兵器的步兵小队为主力，但是到了北方地区后，戚继光发现长城年久失修，蒙古骑兵长驱直入，而自己昔日总结的鸳鸯阵也难以应对敌人骑兵集团的压倒式冲锋。于是，戚继光一方面向朝廷提出调自己的旧部北上助战，另一方面将战车和火炮融入到步骑兵的日常训练中，逐渐发展成为具备协同作战能力的“合成部队”。这一“合成部队”中既包含了装备火绳枪的步兵，还有骑兵与可移动的炮车提供救援。
　　为了避免新军在蒙古骑兵冲击下崩溃，戚继光亲自筹划修缮长城，并构建了一千多座供屯兵的空心敌台，使得明长城“两千里声势相连”。从北京密云的司马台长城遗址中，仍可感受到戚继光将山地特点与防御需要灵活结合的精巧构思。
　　戚继光整饬北方边防，使得蒙古部落的威胁大大减轻。公元1568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与侄子长昂攻打戚继光的防区被击退，七年后，董狐狸的兄弟长秃战败被擒，验证了戚继光军事改革的成效。《明史》称“戚继光戍蓟门设严守固，李成梁镇辽东屡奏大捷，内外配合，遥相呼应。”困扰明朝数十年的边防危机得到了极大程度地缓解。
　　然而，戚继光的辉煌也即将走到尽头。由于戚继光在蓟州掌兵期间与内阁首辅张居正关系紧密，被不少文官视为张居正的亲信。而随着张居正的病逝，手握军权的戚继光也遭到清算，先是在文官参劾的压力下离开蓟州，又被迫交出职务回到山东老家。戚继光壮年时期潜心研究军事，却“不治家人生业”，也没有培养义子的习惯，所以晚年生活贫寒。万历十六年（1588），戚继光在落寞中离世，谥号“武毅”。戚继光病故后第二年，其子戚祚国进京为父亲请恤典，获允在二坛之外加祭一坛，保全了一代军神最后的体面。
　　戚继光离开了，但他的家族成员仍然活跃在明朝军界。如戚继光的胞弟戚继美官至云贵总兵，戚继光之子戚祚国出任明廷的都督同知。在万历援朝战争中，原先驻防京师外围的戚家军在李如松统领下远征朝鲜半岛，戚继光的侄子戚金首登平壤城墙，凭借战功做到了副总兵的位置。后金政权在关外崛起后，戚金统领的浙江兵又和四川兵一起赶赴沈阳迎战八旗铁骑。在浑河南岸，戚金指挥下的浙江兵明知寡不敌众，仍拼死拖住后金主力，等到弹药耗尽后，戚金等人又投入近身肉搏，直到身中数箭，以身殉国。
　　昔日南征北战的戚家军，最终成为了明清鼎革的插曲。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却超越朝代更迭的时空界限，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撰写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被无数人奉为克敌制胜的宝典，万历援朝战争中，明军统帅李如松潜心钻研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赞誉此书为自己带兵取得全胜的秘诀。抗战时期，戚继光关于提升将领综合素养的心得更是被汇编为《戚继光治兵语录》，供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学习运用于反侵略战争。戚继光生前将国泰民安的愿望置于个人荣辱之上的精神追求，在此刻实现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