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中描绘的治世理想，有了具象模样。“文景之治”的智慧光华，璀璨再现。
　　正在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文景之治——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特展上，253件来自汉景帝阳陵、汉文帝霸陵的珍贵文物，按照“汉家陵阙”“治国之道”“盛世华章”的三重叙事脉络，带观众穿越两千年时光，领略西汉盛世的文明成就。

塑衣式彩绘侍女俑“小美”

塑衣式彩绘侍女俑“大美”
　　观展·亮点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首次进京办展
　　“大美”“小美”尽显汉代审美
　　步入展厅，红色和橙黄色交织，营造出汉代“宫廷风”。253件来自陕西省的文物，为观众开启一场跨越两千里山河、穿越两千载岁月的对话。
　　“展览突破地域界限，希望通过帝陵文物这一独特视角，引导观众超越对‘文景之治’盛世表象的认知，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国家治理智慧与文化包容精神。”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副院长杨武站介绍，本次展览是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进京办展，也是该院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巡展，展出了阳陵出土的15件国家一级文物、37件二级文物，大多数文物是首次亮相。
　　首次，是此次展览的最大特点。
　　开启京城首秀的“大美”“小美”成了展厅里的“顶流”——这两件塑衣式彩绘侍女俑，是此次展出15件国家一级文物中的“颜值担当”。
　　专家解读，“大美”“小美”的得名，源于二者体型的直观差异。“大美”通高63厘米，身宽25厘米；“小美”通高53.2厘米，身宽15厘米。虽体型有别，但二者同为实打实的“国宝级”文物。它们属于汉代典型的塑衣式彩绘侍女俑，是将人俑身体和衣服整体一次模塑成型后再施彩，无需额外装配木质手臂或丝织衣物，是汉代陶塑艺术中兼具写实性与审美价值的精品。
　　这对“姐妹花”的服饰与妆容，恰是汉代时尚的缩影。
　　“小美”面容清秀，眉如柳叶，凤眼含情，嘴角微扬，温婉含蓄。前额中分，脑后挽垂髻，一缕发丝自然垂落，平添几分灵动。她身着三重右衽曲裾深衣，腰束朱红带，裙摆自然垂落，双手拢于身前，身姿修长，神态恭谨，典型汉代侍女形象跃然眼前。
　　“大美”则多了几分清丽端庄。眉眼如秋水映月，朱唇轻点，神情柔和。同样梳垂髻，却在深衣细节上更显讲究——乳白色交领右衽深衣里外叠三层，袖口、领口、衣襟处皆绘红、棕、蓝三色锦缘。她脚踩翘头履、拱手而立，既庄重又略带动态，堪称汉代女性服饰与形体美的艺术再现。
　　“透过这对陶俑，我们得以窥见汉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感受汉代审美。”杨武站说。

凤鸟纹龙首金花饰
　　汉文帝霸陵出土文物京城首秀
　　纯金凤鸟揭开文明交流画卷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汉文帝霸陵出土的文物也是京城首秀。
　　来自薄太后南陵的凤鸟纹龙首金花饰，也是展览中备受关注的瑰宝。杨武站介绍，薄太后南陵在汉文帝霸陵以南约两公里处。这件金饰由纯金打造而成，整体外形宛如一朵扁状柿蒂花，花瓣舒展，中空玲珑。表面浮雕龙首，龙嘴大张，利齿毕现，尽显威严气势。龙角向后延伸，其两侧各饰一只灵动凤鸟，翩然欲飞。“在长安地区，如此风格的金银器实属罕见，其背后正是文景时期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的生动印记。这件金饰以精湛工艺与独特风格，揭开了文景时期一段绚丽的文明交流画卷。”
　　一枚马额上的金饰，也能成为盛世的缩影。答案就藏在一枚出自薄太后南陵的金当卢之中。其造型呈优雅的柳叶状，金光熠熠，不仅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更凝结了“文景之治”的印记。
　　仔细看，当卢表面以浮雕形式，装饰着一头蓄势待发的熊形象。熊昂首前视，双耳浑圆高耸，似在警觉地倾听。其前肢粗壮有力，利爪微张，后肢紧绷踏地，爪尖深扣，整体造型动感十足，仿佛下一刻就会腾跃而起，展现出汉代工匠高超的写实技巧与艺术表现力。
　　杨武站解读，汉代尚武，熊以其勇猛与力量，成为这一精神的重要象征。在汉代文化中，熊不仅被视为力量的化身，更被赋予祥瑞的寓意，承载着人们对吉祥与勇武的双重崇尚。随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熊作为具有沟通天地灵力的神兽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器物之中。熊的造型多样，工艺精湛，展现出汉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时代的审美趣味。“这件金当卢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向我们传递出文景时期雄浑大气、自信从容的时代气象。”

武士俑
　　观展·解码
　　着衣式行走铠甲武士俑
　　丝麻衣物与皮质铠甲仅剩残迹
　　展厅里，各种陶俑惟妙惟肖。一尊着衣式行走铠甲武士俑也是首次露脸。这尊武士俑以泥质灰陶烧制而成，出土于汉景帝阳陵南区外藏坑。陶俑面部与身体表面施以橙红色彩，接近真实肤色，头发与眼珠则呈黑色。面部方正圆润，眉弓隆起，轮廓清晰，神情沉静专注，展现出稳重内敛的武士形象。
　　仔细看，武士俑的前额还有朱红色陌额遗迹，肩部两侧各有一圆孔，用于安装木质手臂。“出土时，陶俑的木臂已腐朽无存，故呈现断臂形态。”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馆长刘乃涛介绍，科学检测表明，陶俑表面残留有纺织品与铠甲痕迹，证实其身穿丝麻衣物，外覆皮质铠甲。现衣物与皮质铠甲均已朽坏，仅在陶俑表面残留痕迹。
　　“这些长埋于地下的武士俑，身上的皮质铠甲已与周围的泥土融为一体。为尽可能保留铠甲的残存痕迹，考古人员将其与周边泥土一同进行提取和保护，最终将武士俑身着铠甲的痕迹呈现在世人面前。”刘乃涛说，陶俑上身微向前倾，腰部弯曲，呈行走姿态，似背负重型装备。结合其行走姿态、残留的织物与铠甲痕迹，此陶俑被命名为“着衣式行走铠甲武士俑”。
　　这尊陶俑不仅是汉代雕塑艺术的杰作，更是西汉军事制度的实物见证。西汉时期，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又包括南军与北军，驻守京城，拱卫京师。阳陵考古中，在南区发现了外藏坑。随后，在景帝陵西北也发现了形制相同的外藏坑。随着发掘深入，陶俑渐次显露，“他们”身披甲胄，手持兵器，神情肃穆，队列严整，俨然一支蓄势待发的汉家军团。
　　“东织染官”铜印
　　“丝绸之国”手工业最佳物证
　　展览中，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最鲜活的“说明书”，再现“文景之治”时期社会图景。
　　出土于阳陵帝陵东侧外藏坑的“东织染官”铜印，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这方铜印比日常用印小巧许多，印面阴刻四个篆体文字——“东织染官”。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方“东织令印”铜印和一枚“东织令印”封泥，与“东织”相关的职官还见于《古封泥集成》收录的“东织丞印”。
　　这些出土文物结合古籍文献，“显影”出一个两千年前的皇家织造机构——东织室。刘乃涛介绍，汉代在长安设少府，其下有东、西织室。其中“东织”是郊庙祭服的织造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东织令”为最高行政长官，“东织丞”为副手，“染官”则为掌染丝帛的官吏，专门负责皇后与皇帝祭祀时所穿祭服的“缯染”工作。
　　西汉时期，不仅在中央机构设有管理丝织生产的专门机构，在各郡国，也有专门管理织造的机构，仅齐地三服官就有“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此外，民间织坊更是星罗棋布，无数织机昼夜不停。“正是蓬勃的丝织业与开放的胸怀，让中国丝织品沿着丝绸之路远播世界，成就了‘丝绸之国’的美名。”刘乃涛说，这方“东织染官”印，正是汉代官职制度、礼仪制度和手工业发展的最佳物证。
　　历史课本“同款”陶仓
　　仓体设计体现先进存粮技艺
　　展览中还有一件历史课本“同款”文物。来自汉景帝阳陵的出土文物——陶仓，被收录进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中国历史》中。
　　这件陶仓出土于汉景帝阳陵的陪葬墓园，整体呈房屋造型。仓体屋顶为四阿式结构，有屋脊，覆筒瓦与板瓦，形制规整。陶仓上宽下窄，底部内收，下承高足，形态稳重。屋檐下方开有两扇可活动的长方形窗，仓体中部则均匀分布着一圈对称的通风圆孔。陶仓结构设计巧妙，具有良好的密封性。高台基、斜腹壁、活动窗与通风孔的结合，兼具防潮、通风、防虫等多重功能，有效保障了粮食储存的安全。
　　盛世之基，在于养息；天下之和，源于仓廪。
　　汉初统治者知敛锋芒，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才有了文景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富足图景。这件陶仓不仅造型独特，更生动体现了汉代先进的粮食储存技艺，映射出当时民众的生产智慧与生活经验，也从侧面印证了汉代社会的繁荣景象。
　　观展·提示
　　展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地点：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一层临时展厅
　　票价：38元
　　本报记者 李祺瑶 文 武亦彬 摄 张存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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