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安时
问君能有几多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回答过这个问题,其中最诗意、最抒情的答案,莫过于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是李煜晚年寓居汴京的心境,更是李煜一生的缩影——他是无以自处的君王,他是用情极致的词人。
(传)南唐周文矩绘《合乐图》(局部)
《历代帝王半身像·南唐后主李煜》 千里江山寒色远
后主之名一向不堪,势必背负亡国之责,李煜也是如此。在李煜的父亲李璟执政时期,南唐多有出击,与吴越、南汉、闽均有交锋,后来北方后周政权的南伐,又让南唐尽失淮南之地。
结合史实来看,李璟执政时期大致有三方面问题:其一,南唐李氏本身是淮南军阀出身,统治江南需要和本地大族合作,于是侨寓派和本地派多有摩擦,李璟没有保持其父李昪同舟共济的局面,反而进一步撕裂两派。其二,李璟的多次军事出征,虽无大败,但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劳师无功,将国库储蓄消耗一空,南唐本身地盘有限,可以调用的战争资源,已基本耗尽,民生凋敝。其三,面对北方政权的威胁,没有招架之力,只能入贡中原以求平安,造成经济和军事上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南唐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保境安民”尚不容易,“主动出击”几乎无望。最终交到李煜手中的局面,已是苟延残喘的状态,若不是周世宗早逝,南唐的国祚可能更早就会断绝。
李煜作为李璟的第六子,本身的继承顺位很靠后,无奈李煜的兄长接连去世,至李璟晚年,连已确立的太子李弘冀也暴病身亡,这才使得李煜即位。李煜肩负着祖辈、父辈的社稷大任,体现出守土安疆的责任感,这一点和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存在很大差异。李煜即位以来,延续对宋称臣的外交策略,趁着宋太祖接管后周政权的窗口期,维持暂时稳定的局面;同时调和内部两派的矛盾,启用有识之士;经济上改革货币,用铁钱将铜荒盗铸、赋税不足的问题,加以解决。这说明李煜并非坐以待毙、醉生梦死的昏聩之人,即位以来,他就将国家存亡的重任,视作自己的人生责任,哪怕是事大主义地遵奉宋朝,也想尽量让政权延续下去,且不论能力如何,至少心态动机是积极的。
李煜对于南唐的想法,可以说是“国、我一体”——国存则己存,国亡则吾没,他的人生无从选择地与国家绑定在一起。正因如此,李煜在北迁之后,才会发出种种悲天悯人的沉痛,若不是对故国用情至深、以为己任,又怎会念念不忘呢?我们通常只关注到李煜亡国的事实,但忽略了他对家国的付出与责任,他显然不是一位乐不思蜀的“后主”。
李煜最尴尬和矛盾之处在于,自己虽然爱国、治国,可当时形势极不利于南唐,只能得过且过;国势倾颓之下,他又不是能够力挽狂澜的强力君主,他的能力远不足以扭转面前极为困难的现状。
维系国家这个无从选择的大任,李煜在理性上接受了下来,但在感情上却愁苦不堪,最能反映他这种心态的是《蝶恋花》: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这首词本身写的是春心荡漾的少女,不知道未来的爱情将怎样发生,于是充满着憧憬和惆怅。这种微妙的心态与李煜何其相似,他当然期许家国的存续和未来,但对不堪的现状却无可奈何,李煜确实不知道“人间”该如何安排自己。本质上,这是一种对未来带有希望又充斥极度不安的状态。
于是,守土的责任和渺茫的前途,构成了李煜撕裂的内心。当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时,体现的是坚贞的勇气;而彼时李煜经营南唐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他的心中有坚持,更有无奈。这种“国我一体”的心态,最终让李煜成为故国之悲的代言者。
人生愁恨何能免
李煜纵然能力有限,但他善待父母、兄弟、部下、百姓,用情至深,终生信佛,慈悲为怀。李煜在感情上是一个纯粹而真挚的人,并且习惯以感性方式认知世界。这个特点能否担任好的君王或有争议;但却是作为写作者的关键质素。用情真挚,才觉万事万物皆有可观;以情书写,方可千言万语尽显真心。
李煜用情至深的特点,早已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精准地描述出来: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赤子”即婴孩,婴孩理解世界全凭感官、表达直接,任何一丁点波澜,都可能是巨大风浪,任何一小点重量,都可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此处我们不是强调李煜心灵脆弱,而是描述作为艺术创作者内心的状态——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是强烈的、表达是直接的。
正因李煜既有国我一体的“国家魂”,又有难能可贵的“赤子心”,北迁之后,他的故国之思异常华丽,亡国之恨特别沉痛,这正是赤诚心灵所分裂出的两面——好是极致的好,悲是极致的悲。
李煜对江南故国的怀念,永远是一出华美的梦,一片无瑕的家园,他爱逝去的南唐,无论秦淮河上的故宫如何,他心上的故土永远澄澈美好,且看他的描述: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破阵子》)
我们若把分开的词作合为一首五言绝句,就能大概拼凑出李煜心中的故国:“花月正春风,玉楼瑶殿影。阁楼连霄汉,琼枝作烟萝。”一切都是如梦似幻、无有烦恼的景象。故国意象是李煜给心灵保有的“桃花源”,只有不断顾盼故国的记忆,才能感觉人生的真切,否则他又怎能承受“亡国”与“失己”的双重打击?
这种通过记忆的心灵抚慰,决定了李煜不会对亡国作悲怆的呻吟,更不会做理性的反思。他只会以“往事不可知、不想知”的心境,把亡国当成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印象。国破家亡的惨剧,好像发生过,又好像已经消散,只留下内心的一道伤痕,隐隐作痛。可是,一个用情纯粹的词人,又怎么能不“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呢?于是,李煜只能把悲伤编织为另一个梦,化为一种感觉,绵延地存在于心,而不是刻意地表达出来,于是有了以下词句: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首句悲哀如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远不会被消灭,只会随着人生的路途不断出现。次句悲哀如线团,不知从何下手、缘何解决,只能任凭其郁结在那里,绝无消散的可能性。末句悲哀如流水,孔子云“逝者如斯”,流水长流,时间长逝,时间在忧愁就在,生命在离恨就在,有限的生命承载无限的哀伤,让人无法承受和解脱。
悲哀不是李煜想谈论的,但却自顾自地涌现出来,以至于“情不可以已”。李煜对于悲伤的描摹其实非常模糊,只是作了三个绵延无穷的比喻(或象征),可真的体验过巨大悲伤的人,又多么赞同这样的比附,难以言说的悲情,都是以眼泪与虚空作为表征的,而且无穷无尽,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或缓解。
梦里不知身是客
在汉语表达中,“梦”常与梦幻相关,意指无法控制、无法选择的梦境,带有异空间、不可知的属性。梦中有好事坏事,也有好人坏人,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模糊化、艺术化,亦真亦虚,亦实亦空。李煜自25岁即位,40岁被囚于汴京,42岁去世。短暂一生的剧变,令李煜非常青睐“梦”的意象,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人生往事的无从处理,对人生际遇的无法控制。“梦”是李煜对自己人生的感觉,也是他描述人生的恰切方式。
首先,李煜的梦在书写无从选择的责任以及责任重压下自己无路可走的局促。所谓: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
除了以迷醉不清的心神面对难以收拾的残局,李煜又能做什么呢?以身许国从来都是仁人志士的悲壮,其他人可以“一死博清名”,可李煜殉国也只会被认为理所应当。然而,这种国、我一体的绑定,是他自己选择的吗?无论他做什么,真的能扭转宋与南唐的云泥之差吗?一切的努力和挣扎,可能早已在开始时,注定了惨淡的结局,他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浮生若梦”。
其次,李煜的梦在表达无可挽回的遗憾以及因为遗憾而难以自处的人生困境。所谓: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残余的人生充满悲伤,又无从解决,春秋交替,人世往来,好像都与他没了关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历来被称道,表达的是:时间变化是永恒的,不变的悲伤、不变的遗憾却也是永恒的。醉梦是一种沉沦,是一片永远也走不出去的“世界”,它基于现实构建起来,也因为现实而充满悲情。
最后,李煜的梦在抒发无可解脱的人生感慨,他对此生的自己和来世的人间,都抱有深深的无望。此生如梦,来生便可解脱吗?这是李煜的终极疑问,也是他人生归西前的最后一阕词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
此生的李煜,真挚、用情、纯粹、极致,却被安排在一个亡国之君的位置上,那个赤子的灵魂被塞入了名为李煜的躯壳中,从此拥有了江南的烟雨、盛大的繁华、无上的权力,可这一切只是梅菲斯特的“灵魂交易”,让这个多情的赤子做一场未竟的梦,于是时隔多年,沧桑的赤子终于醒悟过来,自己“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李煜终究拥有过一切,于是再不能放下,再不能忘怀,可“强人为之”的五代乱世,容得下一个温柔真诚的灵魂吗?于是,在宋太祖的赳赳雄师之下,也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即便万般不舍,但一切华丽盛大,都只是给李煜此生的幻象,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梦幻泡影。
如果此生只能如此,来世的李煜能做回那个真实的自己吗?做一个游遍金陵的词人、寻一个寄情山水的人生。李煜有此愿望,但他也不敢发愿,只有一点微茫的寄托,那个超越春去秋来的“天上人间”,是否能够容纳曾经对人生充满困惑和挣扎的“赤子”呢?词作没有答案,天上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