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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电影《三国的星空》上映，再度引起人们对于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热烈讨论。曹操的创业经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有关他少年时代的往事，似乎又笼罩着一层迷雾，使人难以看得分明。少年曹操，究竟是何面貌？

　　曹操像

　　《三国志》
　　任侠放荡 未知奇也
　　有关曹操的早年事迹，史书着墨不多，即使是研究曹操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三国志·武帝纪》，也记载得相对简略：“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曹操在做官之前，没什么惊人表现，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应该是事实。须知，陈寿撰史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多取材于王沈《魏书》、鱼豢《魏略》等魏国官修史书，既然陈寿或他参考的资料没有写，那就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少年曹操给世人留下的印象确实不深，曹操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建安十五年（210）撰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自称“本非岩穴知名之士”。第二，若有些事迹不利于“太祖武皇帝”的光辉形象，大概不会被曹魏官方史书记载，也很难出现在《三国志·武帝纪》中。
　　反观吴人著史，就没有这种“包袱”。裴注引《曹瞒传》就记载了一件足以证明曹操“少机警”的事：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看不惯，多次向曹操的父亲曹嵩告状。有一次，曹操在路上看到叔父，就故意扮作一副歪嘴斜眼的样子，叔父大惊，经询问得知，曹操中风了，于是他连忙告诉曹嵩。等曹嵩把曹操叫来，发现儿子“口貌如故”，没有丝毫中风的迹象。曹操又添油加醋地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自此以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汉晋之际的儒学士人，十分注重言行举止，所以曹操这种“耍滑头”的行为不值得他们推崇，不过曹操的机智是值得肯定的。结合刘昭《幼童传》中的记载：“太祖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逼之，自水奋击，蛟乃潜退。”可知陈寿称曹操“少机警”较为符合其早年形象。
　　南朝历史小说《世说新语》也有一些与曹操相关的记载。《假谲篇》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现。岳河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堕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遑迫自掷出，俱免。”这个故事表现出曹操、袁绍“任侠放荡”的一面，而且从侧面反映出了曹操的急智。必须指出的是，《世说新语》是历史小说，可信度不高；但考虑到“空穴来风”的原理，这些故事当有一定依据。换言之，南朝刘宋时人对少年曹操的印象，就是“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吴金华先生指出，“此‘行业’犹言品行，指讲道德、行仁义之具体表现。”可见少年曹操在德行方面并无突出之处。《容止篇》又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这个故事同样不一定可信，但其言曹操相貌不出众是有依据的。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
　　纵览史书，德行与相貌都是很重要的“记忆点”。德行自不必说，相关事例比比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相貌。在当时，相貌出众不仅能令人快速出名，亦是求亲、仕途等方面的“加分项”。汉末军阀公孙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公孙瓒传》）。东吴名将吕范“有容观姿貌”，时刘氏“家富女美”，吕范上门求亲，刘母嫌其家贫，可女儿却觉得他将来会有出息，“遂与之婚”（《三国志·吕范传》）。此外，还有孙策、周瑜、荀彧、赵云等人皆因“美资貌”而著称。哪怕只是某个部位很美，也容易被记住，太史慈、程昱、关羽等人都是著名的“美髯公”。这么一对比，“资貌短小”的曹操确实不算出众；加之他“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就不难理解了。
　　效仿党人 声名益重
　　当大多数人都不看好曹操的时候，太尉桥玄与党人何颙却给予他高度评价。桥玄赞曹操为“命世之才”，何颙亦持此见：“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后汉书·党锢列传》）这里无意贬低曹操，只是他们的评价究竟有几分可信呢？
　　桥玄籍贯为豫州梁国，其隔壁就是谯县曹氏所在的沛国。古代交通不发达，同郡、县或相邻郡、县的家族之间往往互相联姻，守望相助，如曹氏与同郡刘氏、丁氏、夏侯氏就有联姻，况且桥玄与曹鼎、曹嵩同朝为官，称他们为“乡党”并无不妥。至于何颙，与袁绍关系密切，是他的“奔走之友”。《三国志·袁绍传》载：“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曹操）少与交焉。”曹操与何颙、桥玄的关系不言自喻。实际上，除桥、何二人外，李瓒、王隽、卫兹等人也发出过“预言”性质的类似评价，可惜都缺乏相应事迹支持，难免令人有所怀疑。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寿这里采取了追述笔法，桥玄、何颙之所以看好曹操，是因为他在入仕以后有许多惊人行为与亮眼表现。
　　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曹操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二十三岁时迁顿丘县令。这里有许多细节未能言明。首先是举孝廉。学者阎步克已指出，汉末选官腐败，呈现出“以族取人”与“以名取人”的特点。卜宪群也认为，曹操举孝廉不合规范，可知他入仕享受了家世庇荫。按汉制，郎官是预备役官员，但前提是得有空缺，曹操能快速出任洛阳北部尉，主管京城四分之一的治安，背后多多少少有长辈扶持。没过多久，曹操从一个京官外放为顿丘令，更是奇怪。裴注引《曹瞒传》给出了解释：“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时宦官专权跋扈，清流名士无不叹气，曹操在担任洛阳北部尉期间，执法严明，不畏强权，甚至棒杀了触犯宵禁的蹇硕叔父。蹇硕是灵帝最宠信的宦官之一，日后执掌西园军，可谓风光无限；曹操敢于与之作对，实在难能可贵。但也正因如此，他得罪了不少人，好在曹操在朝中是有靠山的。谯县曹氏与扶风宋氏有联姻，曹操的妹夫宋奇，正是宋皇后的兄长；而他的长辈曹鼎，曾任尚书令，亦是宋氏登后的支持者，敌人拿他没办法，只好一番运作，将他外放到地方上做官。
　　以上这段经历，堪称曹操年轻时的“高光时刻”。奇怪的是，无论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是曹操本人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都没有提及此事。这或许是因为，曹操本人就是宦官子弟，其父曹嵩，正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年轻时“不治行业”，其坦荡的仕途多仰赖家世，而他为官以后，却不断向党人靠近。东汉后期，爆发了著名的“党锢”事件，导致宦官与党人之间势同水火。灵帝时，党人领袖李膺、陈蕃率领太学生与宦官对抗，被诛，而他们的儿子李瓒、陈逸竟与宦官之孙曹操交好，这看似不可思议的背后，是曹操态度鲜明的为政主张。
　　曹操曾派人杖杀蹇硕之叔，夜探宦官头目张让寝室；任议郎后，敢于上书弹劾包庇宦官子弟的司空张济等人，试图为谋诛宦官事败身死的窦武、陈蕃翻案；任济北相期间，曹操“禁断淫祀”，于是“奸宄逃窜，郡界肃然”，得到了时人的一致称颂。汉末应劭《风俗通》云：“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唯乐安太傅陈蕃、济南相曹操一切禁绝，肃然政清。陈，曹之后，稍复如故。”曹操在济北国的政举，被认为是向党人李膺致敬。
　　少年时期的曹操，是有“养名”意识的。他曾拜访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靖，成功得到后者的品评，逐渐有了名气。曹操以激烈手段对抗宦官、又效仿党人，这些看上去热血冲动而又大义凛然的行为，不管是不是刻意表现，但确实使他得到了更多“清流”对他的认同与支持。桥玄、何颙等人看好他，或出于此。话虽如此，曹操毕竟是宦官曹腾之孙，亦是他人眼中的“利益既得者”。故而，在党人与宦官彼此对立的背景下，曹操以及曹魏官方就只好尽量避免提及这段曾与宦官作对的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