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秋猎与秋操
北京晚报

2025-10-23 13:32 语音播报


  ▌刘永加

  清代 郎世宁《乾隆皇帝围猎聚餐图》 故宫博物院藏
  秋季到来,稻谷飘香,硕果累累。清代,秋猎、秋操等盛大活动也在这个季节接连上演。
  清代所谓的秋猎,也叫“木兰秋狝(音‘显’)”,“木兰”是满语,汉语意思是哨鹿即捕鹿。在古代,春天打猎称为搜,夏天打猎称苗,秋天打猎称狝,冬天打猎称为狩。木兰秋狝,是清皇帝在每年秋天率部众到木兰围场(今位于河北)巡视习武、行围狩猎、演练骑射的称呼。
  这项活动,源自康熙时期。康熙帝认为,通过行围活动,可以使八旗官兵习骑射,锤劳苦,用以保持八旗官兵骁勇善战本色。同时,可以借每年的木兰行围活动,在那里接见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满蒙关系,加强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三大部的管理。
  有鉴于此,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康熙帝出巡塞外,边行猎边勘测,最终以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诸部贵族敬献牧地的名义,在塞罕坝一带建立起了木兰围场,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容易聚集繁殖。当年,木兰围场很大,东西、南北各相距约三百里,总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围场四周设隘口和柳条界,严禁扈从秋猎以外的兵民出入,并设立40座“卡伦”(满语,即巡逻哨所),由八旗兵分守。又根据地形变化和禽兽分布划分了72处小型围场,以滋兽类繁殖,同时也便于秋猎时分围进行。
  从此以后,行猎木兰被列为清朝祖制,垂为“家法”。康熙帝尤其重视这项活动,他曾说过:“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谕令大学士:“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然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无备。”
  木兰秋猎的规模很大,扈从者有宗室子弟、文武大臣、八旗禁卫军、蒙古贵族及其本部骑兵等,最多时达三万之众,除驻京师八旗兵外,各省驻防八旗也要派人参加,其军事演练意图明显。
  雍正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时常陪康熙帝参与行围,他曾写下《大猎》一诗盛赞秋猎:“乘时讲武事,大狝振兵威。”
  雍正即位后对行猎习武十分重视,雍正八年(1730年)他谕令八旗习步围,一年之中每旗各行围三次,后来又面谕弘历、弘昼两位皇子及军机大臣:“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
  到了乾隆时期,木兰行猎达到鼎盛期,其规模更为壮观,“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洎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可见参与范围更是遍及僻远地区部族。
  每次行围,对行军路线、安营、出哨、布围、合围、射猎、罢围等具体活动有着严格规定。抵达目的地后即先搭设行营,派出巡哨,一切仿自行军作战,对军纪整肃者、行猎骁勇者当场行赏,违者要惩处。每日行围结束后,常点起篝火野餐,并根据当日猎获情况论功行赏。次日再另起一围。
  每届行围只十余次,这也是为了保护兽类繁殖,以保证长期的行猎。整个行围期一般在20天左右,行围期满,会举行庆功大会,对活动中表现出色者及蒙古各部王公予以大赏。
  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康、乾、嘉三帝共出塞北巡124次,行猎木兰92次。木兰秋猎对整顿八旗怠惰骄奢之风、提振部队士气的确起了一定作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在避暑山庄总结了北巡秋猎的军事意义,认为之所以能够顺利平定噶尔丹等叛乱,与木兰秋狝对八旗军的锤炼是分不开的。而乾隆帝也多次明确地说:“朕每年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习骑射,不至废弛。”他在平定准噶尔后更是对此颇感欣慰,他说:“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均能踊跃奉命,克奏肤功。亦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与秋猎一脉相承的是秋操。秋操又称大操、会操,会合操演的意思,属于军事训练范畴。清代规定:“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预奏操期。仲春孟秋,登城操习,兵部稽察之。岁以为常。”
  清代的军事训练分为定期和随时两种。据《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其定期训练者,为八旗骁骑营训练之制,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由本期定期,习骑射由部臣定期。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这是京营训练之制。
  八旗汉兵训练之制,于春秋试炮于卢沟桥,春秋季常操,四旗合操四次,八旗合操二次。
  八旗水师营训练之制,每岁春秋二季,将军、都统、副都统督率官兵,各赴海口洋面或江面,扬帆驶风,鸣角发炮,操演咸如军律。
  随训的制度向来有之:“清代训练军士,综京外水陆各营,咸有成规,而历朝整军经武之谕,则随时训练,因地制宜。”据记载,随时军训始于清太宗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举行大阅之典,八旗护军、汉军马步、满洲步军咸集,此后便不定期举行,每次都有新的军训定制。
  晚清,甲午战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证明旧式军队的不堪。清廷开始花巨资釆办西洋军备,引进西洋军制、训练方法,创练新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清廷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第二年10月迁移到原淮军屯驻地的小站。同年12月,浙江温处道道员袁世凯接任督练事宜,在定武军基础上,扩编“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这就是后来小站练兵。而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编练“自强军”,还请来日本军官“管带操练”。朝廷在北京设练兵处,各省纷纷设立督练公所,正式改编军队,全国拟组建新军36镇,按照新军编制,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额设官兵12512人。
  光绪中期,清廷为监督和检视新军营建成果曾制定了“间岁会操”制度。至此,清初所定的春秋合操,演变为新军的大型近代化军事演习的秋操。秋操检阅内容分校阅性秋操、训练性秋操,并将集训与校阅结合为一体,成为秋季的大会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构想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光绪在位期间,只举行了三次大的秋操,即河间秋操、彰德秋操和太湖秋操。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晚清时期组建的新军,最终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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