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海 著

　　曾国藩想来想去，把相关的和不相关的因果都凑在了一起，却也终究窥探不到所谓的“天”和“数”的一斑。越是窥探不到，他就越是不安，越想知道天数究竟有什么指示。卜卦于是成了他这段时间常用的占卜手段。收不到家书，担心九弟安危，他请人“占牙牌数”而问吉凶；早上起来，心情郁闷，六神无主，“占二卦”；晚上梦到“左手指刀削见血，占之”；听闻敌人来攻，抄袭后路，心绪焦虑，占二卦……
　　尽管这段时间曾国藩东猜西揣般地探索天命，感受到了天命的不可知，但是他的天命观仍然是积极的，概括起来就是传统的“尽人事，听天命”。虽然一切皆为天数注定，但是人事却不可不尽。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此件事情后，曾国藩在“听天命”的同时，更加注重“尽人事”。他对弟弟们提出了很多要求，要求兄弟和睦，孝敬叔父，也要求全家人都做到“勤”和“俭”二字。
　　当然，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更多。温弟之变让他心绪极乱，不能做事，由此，他也反思了自己的心性定力。
　　在某天的日记里，曾国藩写道：“下半日心绪作恶，因无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适。”那天曾国藩送走寻找六弟尸骸的人，本来满怀期待，但是下午心情突然变差，惴惴难安，内心无法安适，他十分痛苦。这些日子时常如此，精神状况很差，耽误许多事情。曾国藩反思后找到了原因，“心中实无所得，不能轻视外物，成败毁誉不能无所动于心，甚愧浅陋也”。内心空虚，外界事物时常萦绕心中，成败毁誉全都牵动着心弦，他觉得这样不好，十分浅陋。其实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立志做圣人的曾国藩不能接受这样的心态，他甚至由此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在日记中说：“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他劝自己“要须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不过，切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惨事，怎么能够说“游心物外”就能“游”的呢？曾国藩今天劝，明天照样心绪恶劣；后天再劝，晚上却又焦灼难以入眠。
　　就这样断断续续，来来回回，持续了几个月，终于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的下半年，曾国藩才逐渐释然，态度积极了起来。有人向他抱怨时势艰难，他鼓励说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夜晚不眠，曾国藩想起日间所谈，略有感慨，除了坚撑时局之外，还要注重内心修养，于是他写了一副对联：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他的心境如此起伏变化，除了温弟之死的影响外，与这一时间段内他在官场上的尴尬遭遇也分不开。
　　在曾国藩离开战场一年半的时间里，清军各处战事进展得有条不紊。胡林翼把湖北经营得妥当稳定，江西各处将领也各司其职，各守其位，东边和春指挥的江南和江北大营也展开对金陵的进攻态势。因此，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时，处境就略显尴尬，无实职、无实权，还是“客寄虚悬”。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