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侃 佟雪筠
　　串联起太湖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嘉兴段，不仅编织出嘉兴“运河抱城、八水汇聚”的独特城市格局，更孕育了书法艺术生长的土壤。自春秋时期开凿至今，大运河打破了嘉兴的封闭状态，确立其“左杭右苏”“南北通衢”的古城地位，开启了嘉兴“因水兴文，以文润书”的文化进程。
　　马券刻石局部（苏轼）

　　吴镇《嘉禾八景图》局部

　　王羲之《嘉兴帖》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朱彝尊《临曹全碑卷》局部

　　《中秋帖》项元汴题跋

　　张廷济《金石画图联》
　　群星闪耀 世家林立
　　嘉兴书学文脉，自魏晋发轫，历经千年积淀，终成江南书法史上极具分量的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嘉兴书学已露锋芒。王羲之《嘉兴帖》以与嘉兴友人许迈的书信为载体，将草书的灵动气韵与日常通信的温润意趣相融，不仅印证了当时嘉兴已成为文人书家往来交流的重要节点，更让“嘉兴”之名与经典书法艺术深度联系，为地域书法传统埋下根基。《嘉兴帖》笔画方圆结合、刚柔对比，使转连带之法将章草的单字独立形态转化为今草的连贯气韵。尽管完整原件已佚，仅见《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刻本，但从留存的字迹中仍可见王羲之对草书笔法的极致掌控。
　　隋代江南运河开凿后至两宋时期，嘉兴作为大运河航运的文化交流价值愈发凸显，书画艺术迎来显著起色，其中苏东坡与马券刻石的故事，更是成为运河滋养书法的经典印记。据文献记载，北宋年间苏轼任职杭州知州时，闻嘉兴文士李廌境遇困顿，遂将御赐名马转赠，并手书马券为据。此马券书法作品不仅蕴含文人雅谊，更淋漓尽致展现苏轼行书特质，线条浑厚饱满不失灵动，行笔从容稳健，收笔回锋自然，既无刻意雕琢的生硬感，又暗含筋骨之力；其后，苏辙、黄庭坚相继为此券题写诗跋，苏辙楷书以稳健端庄著称，黄庭坚草书则彰显笔势奔放、气象雄浑之态。三位书法家的墨迹合璧后勒石成碑，现存于嘉兴南湖湖心岛名人书画石刻群。作为宋代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该石刻不仅是当时文人交游活动的历史见证，更直观呈现宋代书法艺术风貌，为研究两宋时期大运河沿线文化艺术传播与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与此同时，在名家墨迹的浸润下，赵孟坚的书法兼具晋人风骨与宋人意趣，张九成的笔墨则暗含理学文人的严谨。南宋时宋孝宗赵昚、岳飞之孙岳珂等皇室与名门之后跻身书家行列，为嘉兴书学注入了多元养分。
　　元代以后，运河漕运鼎盛，嘉兴作为“南北通衢”成为文人雅士往来的重要驿站，运河两岸的景致更成为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元四家之一吴镇所作《嘉禾八景图》中“龙潭暮云”与“三闸奔湍”的水利盛景，生动再现了当时嘉兴运河的风貌。观其款字，从晋唐碑帖中汲取笔法养分，章法疏密相间，墨色浓淡变化丰富，风神潇洒，有清雅隽永之致，为嘉兴书风增添了意趣与风骨兼具的独特气质。
　　明清时期，嘉兴凭借漕运枢纽地位，成为江南富庶之地，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嘉兴书学进入黄金时代，呈现出“群星闪耀、世家林立”的繁荣景象。嘉兴项氏、海宁查氏、陈氏等书法世家代代精于书法，形成“一门多书家”的佳话。清末民初，嘉兴书法迎来又一高潮，成为近代海派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沈曾植、钱君匋、王蘧常、张宗祥、陆维钊皆以书法闻名于世。其中，被誉为“中国大儒”的清末民初书坛巨擘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撰斋，别署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为近现代书法“碑帖融合”的代表人物。沈曾植早年以帖学为基，遍临蔡邕、钟繇、“二王”至黄道周等历代名家经典，夯实帖学功底。中年“由帖入碑”，钻研《张猛龙碑》《礼器碑》等，融合碑学雄浑与帖学温润。晚年达创作巅峰，熔草书灵动、帖学典雅、碑学刚劲于一炉，创兼具古拙、奇峭、跌宕、遒劲的书法。其《爨宝子碑》临摹作品，既抓住原碑方笔奇构的特征，又以帖学笔法柔化碑刻生硬，是其“融帖入碑” 理念的鲜活见证，更是当下书法练习的极佳借鉴。
　　此外，朱彝尊踏遍各地寻古碑、张廷济潜心考据古器文、王国维深耕甲骨文研究，学术积累被直接融入书法创作，笔墨间兼具各自的学术与艺术气质。清代文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朱彝尊（1629年—1709），字锡鬯，号竹垞、金风亭长、小长芦钓师，浙江嘉兴人，热衷寻古访碑，沿京杭大运河考察各地碑刻，尤其对汉代碑刻情有独钟，其收藏的《曹全碑》拓片是研究隶书的重要资料。此卷临作书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系应收藏家宋荦之请于七十四岁高龄而书。《临曹全碑卷》结字与用笔均得力于《曹全碑》，笔划瘦劲挺俏，虽相较原碑略显纤弱、少了几分纵逸之气，但其清雅风骨与隶书的端庄秀雅，实源于对汉碑精髓的深刻体悟，正是朱彝尊长期金石考据与碑帖研习的成果。纵观嘉兴书学发展历程，其辉煌从未中断。每个时代的书家与学者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尽显这座城市在书法领域的深厚底蕴与蓬勃生命力。
　　金石鉴藏 大家云起
　　自明清金石学兴起至近代鉴藏风尚延续，嘉兴凭借“左杭右苏”的地理优势与运河滋养的文化沃土，涌现出一批顶尖金石碑帖藏家。他们以藏品为媒，以交游为桥，在考据辨伪、笔墨切磋中构建起跨越地域的文化之网，让嘉兴成为江南金石碑帖收藏的核心。
　　明代项元汴（即项墨林，1525—1590，原名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庵主人等，浙江嘉兴人）是嘉兴金石碑帖收藏的奠基人，被誉为“古今私家收藏第一人”。其位于嘉兴的天籁阁，藏品规模与质量世所罕见，其中不乏珍稀金石碑帖，如王羲之、孙过庭、褚遂良、怀素、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书法名帖以及《淳化阁帖》宋拓本、《兰亭序》摹本等。项元汴的收藏并非闭门独享，而是秉持“开放式鉴藏”理念，天籁阁成为当时金石碑帖交流中心。他定期邀请杭州、苏州的藏家、学者、书法家共同鉴赏碑帖、考证源流。仇英、董其昌等名家都曾在阁中深入研习金石碑帖珍品。其收藏活动不仅丰富了自身艺术修养，更推动江南地区金石碑帖研究与书法创作的发展，使嘉兴成为当时金石文化的重要枢纽。项元汴的书法大量见于藏品题跋，包括题诗、纪年、鉴藏印跋等，观《中秋帖》项氏题跋，恰恰代表了晚明文人“非专业书法家”的创作状态，以鉴藏滋养艺术，以书法表达雅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如梁清标、安岐等鉴藏家，推动了文人书法与鉴藏文化的融合。
　　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又署兰亭亭长、海岳庵门下弟子等别号。作为浙江嘉兴籍的重要学术人物，张廷济在金石碑帖收藏领域成就斐然，其鉴藏金石碑版的精湛技艺在清代金石学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堪称该领域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与艺术实践，非停留在单纯的收藏层面，而是将藏与研深度结合，对藏品的年代断代、流传谱系、艺术特征进行系统考证，所遗留的研究手稿不仅数量可观，更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详实的考证过程，成为后世研究清代金石学的核心文献资源。书法创作上，张廷济将金石学研究成果深度转化，形成篆、隶、行、楷诸体皆擅的艺术格局。五十岁后，以颜真卿、欧阳询书法法度为根基；至晚年则融入米芾书风意韵，最终实现金石器物的古拙质感与碑帖书法的笔墨灵动相融合，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金石画图联》，是其金石学素养与书法技艺的典型例证。上联强调金石文物的永恒价值，体现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考据精神，下联则蕴含了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趣。整联行书笔法上借鉴米芾书法的跳宕之势，同时吸纳汉隶朴茂古拙的艺术特征，如“金”字的方折用笔、“古”字的波磔形态，均清晰呈现汉隶笔法的历史传承。
　　嘉兴大运河的水流淌两千余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运通道，更以文化脉络的形态，将养分渗透至嘉兴地域文化的深处。嘉兴书法的演进史，正是一部依托运河而展开的“因水而兴”的文化传奇；而这条承载着文化记忆的运河，也将继续以流动的姿态，让这份书法文脉在时光中持续传承。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