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前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琉光璃彩——淄博琉璃艺术展”,吸引无数观众,淄博琉璃工艺的悠久历史也被人们熟知。
“琉璃”是古代名词,就是如今人们熟悉的“玻璃”。在古代,玻璃有琉璃、药玉、瓘玉等多种名称。其正式定名为玻璃,始于清宫建立玻璃厂。此后,只有个别地方,如山东淄博仍称玻璃为琉璃(本文提到淄博制作玻璃这种古老工艺时,仍写作“琉璃”,另外,此处的琉璃也要与作为建筑构件的琉璃区别开来)。
淄博是中国早期琉璃工艺的重要中心之一,元明时期,淄博博山一带便生产出了诸多精美的琉璃制品。清代康熙年间,博山的琉璃工艺传至京城,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今,淄博的琉璃工艺得以继承和发展,其制品在人们生活中依然绽放着迷人光彩。
琉璃珠(战国时期 直径4.21厘米)淄博市博物馆藏
孙廷铨撰写的《颜山杂记》 博山琉璃元代已成规模
淄博琉璃的核心产地是颜神镇。颜神镇,亦名颜神店,即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位于鲁中山区北部,淄博市南部。据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博山县志》载:“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曰颜神。”元明时期,颜神镇属益都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
博山东、西、南三面环山,有孝妇河流过境内,北通临淄,这里有齐国故城贯通东西的大道,交通十分便利。附近盛产煤、耐火土和各种琉璃原料,具有发展琉璃工艺的优越条件。根据考古发现的战国釉砂珠可以推定,淄博在战国时期已经生产琉璃。
至元末明初时期,生产琉璃制品成为颜神镇的重要产业,不但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在产品方面也出现了十分明确的分工。1982年11月,考古人员在博山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生产琉璃的遗址。在大约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一座熔炼琉璃料的方形大炉和21座加工琉璃的小炉,琉璃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对小炉遗迹中出土的遗物进行分析发现,每座小炉主要生产一种产品,有的生产琉璃珠,有的加工空心琉璃簪。遗址内发现不少琉璃炉的炉具、琉璃料块以及制造琉璃的矿石、制造琉璃器后剩余的材料等。
琉璃器多为半透明和不透明,有绿色、浅绿色、蓝色、浅蓝色、乳白色、白色、黄色、琥珀色、红色和黑色。颜色鲜亮纯正,说明当时已经较准确地掌握了各种呈色剂的比例、配方和火候,可以根据需要制作各色琉璃。
博山生产琉璃,自明代以来文献资料多有记载。明嘉靖《青州府志》记载,颜神镇出产各种琉璃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等。清康熙四年(1665年)成书的《颜山杂记》,作者孙廷铨是博山人。书中记载,博山望族孙氏为琉璃世家,自明代洪武初年即入内官匠籍,为宫廷制造珠灯、珠帘。
博山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琉璃样品经过化学检测,与一般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也与我国早期典型的铅钡玻璃不同。
元明时期博山的琉璃配方没有保存下来,《颜山杂记》详细地记载了清代初年的琉璃配方。专家将清代的配方与元明琉璃制品检测成分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元明的琉璃配方一直沿用到清代。据《颜山杂记》记载,清代博山琉璃的配方主要是硝、马牙石、紫石和凌子石等。马牙石是当地的名称,可能是石英石或长石类的矿石,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紫石也是当地的名称,很可能是萤石,产于博山城南;凌子石有可能是白云石。这几种熔制琉璃的原料,在博山附近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说博山琉璃配方很有地方特色。
元明时期博山琉璃作坊的产品,主要是簪、珠、环等。这些器具消费量大,使用范围广,可以看出元明博山琉璃制造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商品生产规模。其制品颜色纯正,半透明的莹润透亮,不透明的质如凝脂,反映出较高的熔制水平。
另外,博山发现的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就其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技术水平而言,不是草创阶段所能具有,在此之前应该有一较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水平提高的阶段。也就是说,博山琉璃生产的历史比该遗址所反映的年代要早。
为清宫造办处输送工匠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玄烨下旨建立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为了避免与烧造琉璃砖瓦的琉璃厂在名称上相混,故新建之厂命名为玻璃厂。造出的产品也一律称玻璃器而不称为琉璃。自此,玻璃也取代了琉璃、药玉、瓘玉等古称。
为了满足皇家对玻璃器的大量需求,雍正年间在圆明园六所又建立了新的玻璃厂。宫廷玻璃厂自建立后,在200年间制造了大量玻璃器。1911年清朝灭亡后,大量古董和精美艺术品流失国外,其中包括从宫廷流失出来的精美玻璃器。当这批清代玻璃出现在欧美古董市场上时,西方玻璃收藏爱好者为之目瞪口呆。西方人一直以罗马、威尼斯的玻璃艺术而自豪,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在东方的中国竟能生产这样完美无缺的玻璃器。
康熙皇帝下决心建立宫廷玻璃厂,很可能是受到耶稣会士的影响。根据清代文献记载,在玻璃厂设立前的20年中,康熙皇帝陆续收到来自丹麦、俄国、意大利的耶稣会士送来的玻璃器,这些华丽的玻璃器给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熙皇帝敕命建造的玻璃厂是在德国传教士纪里安指导下进行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筹建,康熙三十九年已建成。
纪里安,字云风,德国人,1655年生于巴伐利亚,1695年到达北京,1710年至1720年间被授钦天监正职,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在北京去世。在制造玻璃器时,由于人手不足,纪里安还曾要求法国选派玻璃匠来华。清宫玻璃厂建立之初除了外国传教士以外,还有广东和山东工匠供职,尤其是山东博山的匠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正朝玻璃厂的匠役,主要有玻璃匠、吹玻璃匠,从山东博山挑选送京。据故宫博物院编印的《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第4册《造办处·咨取吹玻璃匠》,玻璃厂每年八月开窑,“熬炼玻璃,用山东博山县玻璃匠二名”。开窑前,造办处须移咨营造司咨行工部,转行山东巡抚,于八月内送内务府应差,至次年五月止窑退回。
另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工部为咨事都水司案呈先准内务府文》:“开养心殿造办处雇山东博山县玻璃匠何崇福,今因天气炎热,不能烧造,暂行停止,于六月二十日回家。应行工部移转该处,俟九月天气凉爽之时,令伊前来应差等因。当经本部移咨东抚查照去后,今于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准该抚咨拟玻璃匠何崇福定于十月二十三日起程赴京应役……”“都水司”是清廷管理大运河水运的部门。工部为何崇福进京服役而“咨事都水司”,说明当时博山琉璃工匠是取运河水道进京的。
因夏季天气炎热而停止生产是玻璃厂一贯制度,清宫档案中也能看出这种情况。如乾隆十八年由造办处官员赴圆明园御前口奏:“往前天气炎热,俟秋令时方能烧造。”奉旨:“准秋天烧造,俟烧造时题奏再烧。”
但这种夏季停产的制度也有例外,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有博山“吹玻璃匠”张坤、李克成二人在玻璃厂从正月到十二月全年领取饷银,这说明他们全年都在宫中服役。
被征募的博山琉璃工匠都是青州府衙在炉行中选拔技艺高超者解送省衙,再由山东巡抚衙门解送进京。行前,一般由地方衙门发给安家费。在京服役期间有饷银,称作“工食银”,每人每月三两,由工匠们自己搭伙吃饭。在造办处工作时着家常服,因事外出则可着宫中发给的“无补袍褂”。回家时,按路途所需时间,每天发给“饭银”七分。
清代档案材料显示,博山不仅为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提供工匠,而且还提供技术支持与原料供给。几年前,故宫博物院曾将7件清代玻璃样品送国家建筑材料研究院进行化学检测,结果其中5件为钾钙玻璃,其成分与博山清代琉璃是一致的。清光绪年间,博山每年向外地输出7000余担琉璃制品。北京人至今还把传统的艺术玻璃称为“料器”,这是由于清代博山熔制的料块经常运到北京进一步加工成型,北京人简称这种玻璃料为“料”,加工后的产品则称为“料器”。
琉璃世家与《颜山杂记》
博山琉璃世家孙氏家族在中国玻璃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这不仅体现在玻璃器的生产制造方面,还体现在《颜山杂记》这部宝贵的历史文献上。
孙氏家族系由河北枣强迁来颜神镇,早在明朝就为宫廷制作琉璃制品。据民国年间重修的《颜山孙氏族谱》记载:“吾族原籍枣强。洪武三年,始祖克让迁居青州府东关东南隅。后又迁居笼水,其为孝妇乡之颜神镇,今改隶博山县是也。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
据孙氏族谱,颜山孙氏一世祖孙克让在元朝至正年间,已由河北冀州枣强迁山左乐安,后来明洪武三年又迁移到颜山定居。从那以后,孙氏家族就和博山琉璃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于明朝正统十一年(1446年)的颜山孙氏三世祖孙富是颜神镇官办琉璃作坊的监造官,专门制作皇室贡品“青帘”。孙氏第六代孙延寿亲自督视炉工为宫廷监制青帘之类的琉璃贡品。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颜神镇琉璃业创建炉神庙,孙延寿是主要发起人。明万历四十六年,他又组织了颜神镇琉璃业第一个行业组织——炉神醮会,掌管炉神庙中的建醮祭祀活动。此时的孙延寿也已经成为颜神镇有头面的人物之一。
到明末清初,孙氏家族的孙廷铨撰写了《颜山杂记》,书中以“颜山”指代颜神镇。孙廷铨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先后任明朝大名府魏县令、抚宁县令、永平推官,清顺治朝时期先后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少保。康熙二年(1663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在任一年多,以病请归。清康熙三年冬,孙廷铨回到故乡,居家十年,谢却宾客,专意著述。《颜山杂记》就是孙廷铨回到颜神镇之后完成的著作。
该书卷四《物产》记载了颜神镇的石炭、瓷器、琉璃等的开采、生产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琉璃及其产品的成分、炼制过程、产品种类以及制作工艺等,共2000多字,乾隆十年(1745年)杨复吉将其辑入《昭代丛书续集》并更名《琉璃志》,1911年由黄宾虹编入《美术丛书》后,该书广为流传。这是我国有关琉璃制作原料、琉璃产品种类和技艺等内容的第一部专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价值。《颜山杂记·琉璃》共17段,以工匠实践经验为基础,详细记述琉璃原料、呈色、火候、吹制等工艺技术,部分行业术语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