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广财
　　小时候，我常和邻居或同学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玩，那是那时的我眼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承载了我童年的诸多欢乐。参加工作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的次数渐少，但每年至少也会去两次。1983年的那次广场之约，对我意义非凡，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年，我27岁，到了谈婚论娶的年纪。母亲的同事王姨热心地要给我介绍对象。商量初次见面地点时，王姨说：“得找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略作思索，提议道：“要不就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见面？”王姨转达后，女孩欣然应允。国旗是个相当明确的地标，而且那个时候国旗四周还没有安围栏，约在旗杆下非常好找。
　　我选择在天安门广场，一是因为这里公交线路众多，交通极为便捷；二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见面，能让女孩多些安心。倘若两人见面感觉不错，想多聊聊，天安门西边的中山公园、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都是不错的去处。那时的年轻人对待恋爱颇为真诚，不会第一次见面就约在饭店，让男方破费。
　　我与女孩见面那天是假期，广场上游人比平时多些，但并不拥挤。当时，来北京旅游的人还不多，广场远没有如今这般人潮如织。我乘坐公交车，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站下车，往西穿过马路，到国旗杆附近等候。十几分钟后，王姨和女孩来了。我主动上前打招呼，自报家门，女孩则羞涩地笑了。
　　女孩身高一米六左右，面容清秀，说话轻声细语。她在朝阳区的一所中学教英语，对我的第一印象也挺好。约会结束时，我们交换了联系电话。不久后，在天坛公园第二次约会时，女孩告诉我，她家在前门大街东打磨厂的胡同里，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当得知我把第一次见面地点定在广场，她格外开心。
　　经过六七次约会，女孩对我表示满意，愿意继续交往。她和我同岁，家中有哥哥和弟弟，一家五口住在两间平房里。哥哥比她大两岁，对象都已找好，就等着房子结婚。所以，她希望我们能在一年内结婚，好腾出房子给哥哥。
　　对于女孩的要求，我有些迟疑。我喜欢身为教师的她，也理解她家的境况，但我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那时我在无线电元件厂上班，几个月前通过考试，参加了电子仪表工业局组织的半年脱产培训，从车间工人调岗到宣传科以工代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重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我没上过大学，打算边工作边自学，拿下文科大专文凭，为职业发展助力。所以我只是考虑先谈恋爱，免得父母操心，至于婚姻则想再过两年。
　　得知我不能在一年内结婚，女孩遗憾地和我分手。后来我又经历了两次恋爱，结婚时已近而立之年。
　　年轻时，每个人都对爱情怀揣着浪漫的憧憬，有着或甜蜜，或苦涩的经历，它们被尘封在记忆深处，成为生命长河中的涟漪。时光荏苒，如今，距离那次广场约会已过去四十余载，一切都已改变。每当开车经过天安门，我偶尔还会想起1983年在广场国旗杆下与那个女孩的相遇，不禁感慨命运的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