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签署了《托德西拉斯协议》，对世界进行首次瓜分。虽然这次瓜分受限于实力等原因，未能变成事实，但侧面折射欧洲人已经有相当清晰的世界观。在地球的另一端，此时的明朝也并非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早在《托德西拉斯协议》签订前近一个世纪的1405年，郑和便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1405年至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高峰时船只240余艘2万余人，目前已知最远曾达东非、红海，比哥伦布开启前往亚洲的香料之旅早近一个世纪。
　　郑和下西洋至今为人骄傲，像这样书写中华海权史的辉煌纪录前无古人。但《失去的三百年》一书作者郭建龙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欧洲人主导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寻找财富不同，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耀兵），以及满足他们对于部分奢侈品的需求”，二是“剪灭海外的华人势力”，以期达到进一步巩固大明皇权的目的。作者进一步指出，随着郑和船队对海外华人的沉重打击，那些原本可能成为华人走向海外甚至更远的桥头堡，最终因为爹不疼，娘不爱，遭受内外多重夹压，终难发展为类似欧洲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大气候”。
　　这是一部梳理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之间中国与世界反复试探，频繁“邂逅”的著作。这三百多年涵盖了晚明及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这三百多年里，欧洲现代科学以及相关知识迎来了蓬勃发展。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1681）后6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式提出了万有引力。在此之前，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物理和天体学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为牛顿的进一步深耕奠定了基础。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历史上首次实现以机械替代牲畜的数千年驱动模式，同时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同年，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1807年，世界上首艘由蒸汽机驱动的轮船进行了首航。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也是这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欧洲工业技术文明缔造的坚船利炮所带来的惊悚破坏力……
　　在郭建龙看来，除了更早的郑和下西洋，此后明清两代并非没有搭上世界特别是欧洲发展快车的机遇。最先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普遍采取的方法是借功用主义吸引中国人。无论是摇摇欲坠的晚明，抑或后来势如破竹的清军，早初对外国传教士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们会制造摧城拔寨的红衣大炮，二是他们有比箭射得更远更准、杀伤更大的洋枪队。
　　中国人对于西洋科学也不是一概拒之门外。张献忠曾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学习数学，而康熙则痴迷从南怀仁那里学习几何学。康熙对于欧洲近代知识应用最出色的一面可能要数地图。1718年，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的范围的皇舆全览图绘制完成，中国疆域第一次准确地描绘在地图上。
　　然而，尽管“西学”已经展现出断代优势，但类似知识接触仍旧局限于极其窄小的层面。郑和七次下西洋，对西方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由于永乐大帝津津乐道的“万国来贺”，沉浸于自身为上、天下为臣的意淫中，对国门口的经商冲动视而不见，骄傲自大。郑和下西洋虽然带回来不少珠宝，也包括部分商品，但并不是为了商业流通，更谈不上赢利。
　　在作者看来，那些满足了明清虚荣心的“万国来贺”，往往是本小利大。外国把前往中国看成正常的使者来往，而在明清两朝这里，这种交往变成了朝拜，既然是朝拜，就理当赏赐。“在皇帝看来，外国人到来是进贡，应领取赏赐。但在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加入使团的商人）看来，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亏本的是明朝，因为在这样的贸易方式下，外国使团每带入一份贡品，明朝就要付出数倍的赏赐”。一些国家因此脑洞大开，为了实现“朝拜”利益的最大化，开始化整为零，以获取明清朝廷更多赏赐。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继承人沙哈鲁“把各个地区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些地区都被算成独立的国家，分别向明王朝派遣使者”，自然从明朝获得大量赏赐。明朝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是朝贡，而在别的国家看来，利益最实惠。
　　在与明清两朝通商方面，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都曾派人前往，北至宁波舟山，本书对此有过较为细致的梳理。对于外国人的经商冲动，地方官员每次都是倍加防范，同时对那些替洋人代写书信等服务的国人，一律严加惩戒。地方大员的普遍策略是，既不得罪洋人，又让洋人知难而退。正因如此，外商的多次试探，均被颟顸的清政府以种种奇谈怪论给挡了回去。
　　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宣布在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开海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明清两代对于国门的开放始终防范为先，无论是对南方的海运，还是北方的陆地接触。另一方面，为防止海盗，两朝不惜挥刀“自宫”，不仅严厉限制造船业发展，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行动严加约束。清朝更是将沿海和北方陆地边界附近居民大举内迁，试图以这种隔绝方式，阻断外部侵扰。此举负面影响在后来很快显现出来，面对欧洲人坚船利炮的叩门之举，清兵无船可与之抗衡。面对俄国人北方的接连挑衅，清兵无法从已经“清野”的边界居民那里得到持续补给。
　　至于清朝上层对于西洋学的点滴兴趣，无论康熙还是乾隆，均局限于极小的范围之内。1793年，面对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带来的上千件工业革命成果，乾隆蔑视地冠之以“奇技淫巧”，然后一锁了之。1900年，攻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在库房里居然找到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的不少礼品，其中就包括当时极为先进的洋枪。
　　作者指出，“宋元时期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却让内陆变得越来越‘排外’”。从这一视角看去，明清两代过于强调陆权，对海权的认识几乎为零。再者，明清并未真正实现现代商业意识的启蒙，仍旧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正是骨子里对现代商业的抗拒，所以那些与洋人有过往来的国人很容易受到打击。一度风光无限的广州十三行商，因为“清政府对行商的过度压榨”不堪重负，最终纷纷破产。
　　这是未曾有过的历史脚本：假如隆庆开海起，明朝就选择开怀拥抱世界，那中国的历史自然会被改写。作者指出，“虽然明朝有禁止民间前往海外贸易的禁令，但依然无法浇灭民间探索海外的热情，即便在明朝最封闭的时候，福建、广东沿海的中国人依然是现在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贸易的主角”。然而，这些睁眼看世界的火种，因为明清两朝的打击剪灭，只能孤悬海外，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