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斌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新推出的“看·见殷商”大展，一直以来，持续受到市民关注，人们得以近距离观赏殷商时期诸多重量级文物。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专门写殷商时代的诗篇，其中一些篇章内容还与本次大展的部分展品有一定关系。
　　通过《诗经》里的文字，再结合展出的文物，人们对殷商的历史，会有更多元的理解。

　　兽面纹青铜鼓 商晚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鸮卣 商代 山西博物院藏

　　妇好鸮尊

　　徙斝 商晚期 河南博物院藏
　　铜鼓与《商颂》互相验证
　　《诗经》里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诗篇集中在《商颂》，共五篇。前三篇《那》《烈祖》《玄鸟》为祭祀乐歌，后二篇《长发》《殷武》讲的则是殷商对外战争。虽然关于《商颂》的具体创作年代，学界一直有争议，但其内容反映了商代历史文化，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
　　“看·见殷商”大展有一件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兽面纹青铜鼓（又称“商代饕餮纹青铜鼓”），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三千多年。此铜鼓于1977年6月在湖北省崇阳县白霓公社新堰四队汪家嘴出土。崇阳县地处长江右岸，为鄂南低山丘陵区。汪家嘴位于崇阳县城东约15公里，为丘陵式盆地中的一个土岗。土岗北面临一条小河——大市河，河道弯曲，水流湍急。河岸被河水冲刷，时有坍塌。铜鼓就是在河岸坍塌后暴露出来的。铜鼓在地层中基本上是正位放置，顶部距地表1.5米，底部距河水面0.35米。
　　出土时，铜鼓整体保存完好。因为缺乏地层和伴生器物群体组合，仅能从器物外表形制来推断铜鼓的时代。此件铜鼓造型凝重，纹饰简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认为，此鼓可能是商代晚期遗存下来的战鼓，应与文献所载武丁征伐荆楚有关。
　　《诗经·商颂·殷武》讲的就是武丁征伐荆楚之事。诗中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póu）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大意是说：殷王武丁奋力讨伐荆楚，深入险阻，俘虏敌人士兵，最终统一荆楚之地。
　　宋代朱熹《诗集传》认为：“盖自盘庚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意思是，武丁（他是第一位使用高宗作为庙号的君主）统一荆楚之地，有极大的功劳。
　　据相关考古人员介绍，上述兽面纹青铜鼓出土地点并未发现墓葬或窖藏遗迹，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文化层或遗物。湖北省博物馆曾三次派员调查，在大市河河滩上采集到数量不多、冲磨较甚的陶片。考古人员在那一带做过大面积钻探，亦未发现与铜鼓有关的遗迹或遗物。推测可能与战事有关，或是在战斗过程中被遗弃而自然埋藏。
　　铜鼓整体由鼓冠、鼓身、鼓座组成，通高75.5厘米，重42.5公斤。鼓冠似两脊高翘的屋宇，顶呈两面坡形。两侧近鼓身处有一对穿圆孔，考古人员认为应是用于悬挂敲击。鼓身如横置的木框皮鼓。上面宽39厘米，下面略窄，使两鼓面略向下倾斜（这也便于悬挂时敲击）。
　　中国出土的商代铜鼓，现存仅2件。除了湖北崇阳这件，另一件已流传至日本，有资料说出自安阳殷墟。在日本的这件铜鼓，形制与崇阳铜鼓大体近似，推测亦为商代器物，因其纹饰更为繁复，故可能较崇阳铜鼓略晚。
　　在商代已有鼓，从文字和实物都可获得证明。在甲骨文中，“鼓”字就是一人手持棒击鼓的形象。在安阳侯家庄大墓中还曾发掘出木框皮鼓。实物已朽，仅存痕迹，复原后木框长68厘米，面上绘有绘饰，两端蒙有蟒皮（一说鼍皮，即鳄鱼皮）。
　　1998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湾的一口商代水井里出土一件鼓形陶壶，型制也类似崇阳铜鼓，可见鼓在商代是相当普遍的器物。《周礼·地官·鼓人》载：“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可见在商周时期，鼓的用途已相当广泛。
　　《诗经·商颂·那》也写到了鼓：“猗与那与，置我鞉（táo）鼓。奏鼓简简，衎（kàn）我烈祖。”《郑笺》：“置，读曰植。植鞉鼓者为楹贯而树之。”意思是说鞉鼓是一种立鼓，用木柱（楹）贯穿鼓身以固定。《那》是殷商后代祭祀先祖的颂歌，鞉鼓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敬神乐器之一，能渲染出场面的热烈和庄严。
　　《诗经·商颂·殷武》中还写道：“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由此可见，早在3500年前，荆楚（今天的湖北地区）已经成为商王朝南方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武汉市黄陂地区发现大规模早商城址——盘龙城。经过考古发掘，这里有上古城垣、大型宫殿基址、高级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大批重要考古遗迹，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遗物，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大体相同。盘龙城的发现，也使《诗经》中“维汝荆楚，居国南乡”得到印证。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表明，盘龙城既是商王朝设于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其获取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基地，甚至一度成为江汉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
　　玄鸟是鸮吗
　　由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对青铜鸮尊，是商代晚期铜器，自1976年出土后就天各一方，其中一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看·见殷商”展览是它们分别近50年后第一次团聚，两者遥相对望的场景，成为展览中最为亮丽的风景。虽然两者相聚没多久便再次分开，但它们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回看，妇好鸮尊为解决商人祖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玄鸟生商”是对商人族源的一种表达。《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玄鸟之卵后生下的。
　　《诗经·商颂·玄鸟》也对殷商的历史沿革作了简单勾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大概意思是：契是玄鸟的后代，他带领人民建立了殷商国家，其后武王汤征服别国而拥有天下四方。到了汤的孙子武丁在位时，国势大盛，疆域达到千里之外，四海的诸侯都来朝见。
　　“玄鸟”到底是什么鸟，学界观点不一。战国晚期文献《吕氏春秋》认为玄鸟是指燕子。汉代王逸注《楚辞》，在《天问》“玄鸟致贻”条下也说：“玄鸟，燕也。”唐代李善注张衡《思玄赋》中的“子有故于玄鸟兮”句时称：“玄鸟，谓鹤也。”唐以后，对玄鸟的讨论一直持续，至近世，观点更为纷杂。闻一多认为：“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郭沫若也说：“玄鸟就是凤凰。”
　　妇好鸮尊的出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玄鸟是不是鸮呢？
　　除了妇好鸮尊，以鸮为形象的商代青铜器在国内多个地区均有出土。比如1956年出土于山西吕梁石楼县的鸮卣（yǒu），高19.7厘米，宽12厘米，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品之作。1976年2月在湖北应城出土了一件商代青铜鸮卣，呈椭圆形，带盖有提梁，器形为二鸱鸮合体背立式，方向相反。整个器物铸造精美，体态庄重，立体感强。
　　据有关学者统计，国内出土的商代青铜鸮卣已不下10件。此外，1968年河南温县出土的商晚期徙（xǐ）斝（jiǎ），在其纹饰中也包含了鸮的形象。殷商时期还有玉、石鸮形器。在安阳殷墟就出土了6件玉鸮，4件为圆雕，2件为浮雕。
　　鸮鸟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寓意。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认为：“商代青铜器鸱鸮的图像，应看作是表示勇武的战神而赋予辟兵灾的魅力。”
　　殷墟甲骨卜辞记载：武丁征伐的邦国有81个，除主要用兵于西北的“鬼方”，南面的荆楚、巴族外，还对东方等地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作为武丁的妻子，妇好不仅主持各种王室典礼，而且经常受命于王，统帅军队征伐四方。在战争中，她多次大获全胜，受到武丁的嘉奖。妇好鸮尊的造型洋溢着勇武精神，与妇好的形象吻合。
　　周代，鸮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在这里，鸱鸮被比喻成坏人。而在《诗经·鲁颂·泮水》中其形象又不一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这里记载了鲁国军队战胜淮夷之后庆祝胜利的场面：一群鸮齐落于枝头，并发出叫声。淮夷被鲁国打败，送来了象牙、美玉等贡品。鲁人认为鸮的起飞和叫声是吉兆。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考古资料的增多，商代的鸮形器和鸮形纹饰越来越丰富。“玄鸟为燕”和“玄鸟为凤”这两种学说在学术界受到很大冲击——如果玄鸟是燕子或者是凤凰，那么在殷商时期的青铜器或者玉器中势必会有所反映，而事实是，殷商时期墓葬出土的燕子和凤凰器形以及器物纹饰比较少见。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把参考文献和考古发掘相结合，提出了玄鸟为鸱鸮一说。至于这种观点正确与否，目前尚难下定论，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