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菁 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一度在东南亚地区遭受重创，而战线的拉长、战争的久拖不决也加剧了日本的困难。
　　中共中央提醒抗日根据地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注意：“敌人的‘扫荡’会更加频繁，敌人的堡垒与封锁会更加多，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会更加残酷，我们的经济可能更困难，我们的牺牲与损失也可能更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对敌伪军的宣传和争取愈显重要且艰辛，“因为争取敌伪官兵同情我们，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也揭示了日军中存在的于我有利的一种状态：“目前敌军中的不稳状态与敌兵情绪的下降，并没有因为敌寇的暂时胜利而引起任何的改变，相反，在新的战争危险的威胁前面，敌兵的苦恼及对我同情谅解的心理是日见增长着”，这既是抗战数年来中共反战宣传、优待俘虏的结果，也给我们争取日军士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中央希望八路军新四军“以最大的决心来坚持这个工作，不可因为以往的成绩而怡然自满，也不可急躁，企图一举成功”。
　　与此同时，以野坂参三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人对于教育俘虏、瓦解敌军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推动。1942年8月，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大会决定把分散在各地的“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组织合并成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上对于接下来的反战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报告，其中对日军宣传的内容和方法、对盟员的教育与训练、对新俘虏的对策以及对八路军活动的援助等问题，都写得非常具体。
　　至1944年4月，反战同盟已发展到13个支部、223位盟员（不包括已战死或病死的约30名同志）。据杉本回忆，“我们付出生命代价开展的反战活动，已经打动了日本士兵，主动投降的也逐渐增多。日本宪兵队和日军高级将领开始重视我们的存在和活动，经常指示各部队加强警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反战人士相继返回日本，途经东北时部分人员参加了有关日本侨民和难民的工作。与上百万的侵华日军相比，几百名反战士兵自然是个小数目，但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小觑。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俘虏的成功改造令外界讶异，其实无他，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冷静理性地把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劳动人民区分开来。
　　在八路军开赴战场与日军血刃相见之初，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告日本陆海空军士兵宣言》指出：“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举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成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决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八路军不仅向交战的日军讲明事理，也这样劝导自己的战士和百姓。
　　本着这样的认知，优待俘虏的政策才能得到贯彻，被俘的日军士兵才能接受教育和改造，诚如香川孝志等经过改造的日本人所体悟的，“从阶级立场上去教育俘虏，美军是做不到的”。对于日本人建立的反战组织及其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要求“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