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枝
　　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对《京师坊巷志稿》并不陌生，此书分为上下两卷，全面收录了明清时期北京城坊巷胡同沿革、名称演变和掌故传说等内容，是研究明清北京城市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朱一新。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人，晚清时期著名学者。清同治九年（1870），朱一新考中举人后，捐资在内阁中书科任职。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十一年（1885），朱一新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离开京城。光绪二十年（1894）去世，享年49岁。
　　朱一新在京城生活的时间也就十余年，他与北京最深的交集，是编纂了一部记述坊巷风土的志书——《京师坊巷志稿》。他为什么会编纂这样一部志书呢？其胞弟朱怀新在书的跋中有着详细记述。
　　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奏请编修《光绪顺天府志》，邀请很多能人志士参与，朱一新也在此列。他负责撰写“坊巷门”。朱一新得此任务，不敢怠慢。他躬体力行，白天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遍访其间居民；夜里则参考以往的历史典籍。朱一新及同侪用了好几年，数易其稿，直到乙酉年（1885）才缮录成编，不过还剩下东便门街、花儿市大街、广渠门大街等街巷没有完成。
　　可巧这时朱一新被任命为湖北乡试副考官，他只能委托好友缪荃孙完成剩余的编撰工作。
　　朱一新的原稿上涂改甚多，缪荃孙接手后，有些字迹不太好分辨，因此这些文章难免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待到朱一新从湖北回京，《光绪顺天府志》已经刊印完成，一些错误也无法修改。
　　带着这些遗憾，朱一新离开北京。此后，他仍在闲暇之时，进一步完善所写的原稿，书眉上全是批录。可惜的是，直到朱一新去世，全书也没有完成。
　　朱一新死后，朱怀新认为哥哥的这部书稿，后世还可以随时增删，也就不存在完不完成的顾虑，再加上他担心时间久了，书稿可能会亡佚，于是找朋友几次校勘，以《京师坊巷志稿》单行本刊印。这才有了《京师坊巷志稿》的存世。
　　朱一新在京时间不算短，可是他在京城的生活，记载稀少。不像一些修志人物，如孙承泽住在孙公园、朱彝尊住在古藤书屋那样，史料众多，直到现在胡同中还挂有文字铭牌，让人能够怀念。朱一新对北京城市历史的传承贡献不小，寓所却如同谜一样，难以查找，想想不免遗憾。
　　直到笔者最近读到朱一新《佩闲斋杂存》中《寄黄再同同年》一文，其中内容才让人能够窥探他在京城生活的一个片段：“犹忆己卯重九，与君及亮生、爽秋联骑游西山，登戒坛，探潭柘，摉（sōu，同‘搜’）剔藓碑，摩挲古松，入夜假榻僧房，纵谈天下事，评论当代人物，忽立忽坐，忽喜忽叹……归途访碧云、卧佛诸胜。而鄙人以冒雨遄回，风寒激薄，骤成狂疾，惟时假寓郡馆，君嫌地僻，为赁法源寺屋，朝夕过视调护，虽昆季无以踰此，此鄙人所刻骨不忘者也。”
　　从文中得知，光绪五年（1879）重阳节，朱一新和朋友共赴北京西山登高踏秋。途中去了戒台和潭柘两寺，访古碑，观古松，还宿寺中，与朋友谈论天下，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归途中朱一新冒雨回家，激成风寒，猛然生了一场大病。原本他定居在一个会馆中，他的朋友黄国瑾（黄再同）嫌地方有些偏远，为他租赁了法源寺居住，如亲兄弟一般悉心照料。
　　由此大致可以推断，朱一新在京虽然生活多年，却似乎并没有固定的寓所。他曾在会馆中居住，也曾在法源寺居住，后来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居住过，这也难怪史上对朱一新的北京生活记载如此之少。
　　朱一新在法源寺居住期间，他的朋友纷纷上门探视,如李慈铭、梁鼎芬等。朋友们嘘寒问暖并帮忙寻医问药，让朱一新非常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除了朱一新，还有许多官员和读书人在京时也曾住在寺中。就拿法源寺为例，曾国藩、齐白石等人都曾在此寓居。《曾文正公年谱》里载：“（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移寓城南法源寺。二十四日，至内阁，集议通商事宜，凡三日。”《白石老人自述》一书中就记载，1919年齐白石来北京，先是住在法源寺中，卖画刻印。后来从法源寺搬到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宣武门内的石蹬庵，三处都是庙产。
　　另外，晚清重臣李鸿章也与北京的寺庙有深厚的渊源。甲午战败后，被朝廷罢黜的李鸿章住在贤良寺中。庚子年（1900）后李鸿章奉命进京与外国人议和，他还是住在贤良寺中。第二年的十一月七日，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