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洲
　　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在暑期的热映，将人们的视线再度投向古典巨著《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初版于1955年，在1972年重印时增加了一个“再版说明”，虽然字数不多（千字左右），但是编辑部非常重视，初稿拟好后，曾寄给北京大学的陈贻焮、《人民文学》的李希凡和中华书局的同志审阅。陈贻焮先生的回复意见非常细致中肯，体现了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优良学风。
　　从落款看，编辑部是2月寄出征求意见稿的，陈先生3月2日就予以了回复。陈先生主要提了五条意见。第一条是，人文社的征求意见稿中第二段说吴承恩出身于一个由“府、县教官而没落为商人的家庭”中的“府、县教官”不准确。其根据是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说“祖讳铭，余姚训导；考讳贞，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明清仁和属杭州府，余姚属绍兴府，二者皆为县，因此“府、县教官”中的“府”字可删。
　　第二条是，第二段说“吴承恩为‘王府小官’未审所出。如不确，文中‘和王府小官’数字可删”。征求意见稿中说吴承恩曾为“王府小官”，当是根据部分学者推论吴承恩曾为蕲州荆王府纪善。陈先生或者不认可这种说法，或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文献支持，因而提出删改建议。
　　第三条是，第三段开头的“小说以唐代太宗初年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为背景”中的“太宗初年”概念不够明确，请斟酌。意见稿中的“太宗初年”当指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的贞观初年。但由于“太宗初年”指代的具体年份不明确，因此陈先生提醒斟酌。
　　第四条是，第四段对孙悟空的评价过高。征求意见稿是这样评价孙悟空的：“作者笔下的孙悟空，具有种种令人惊叹的广大神通。这种‘神通’，实际包含着劳动人民在生活斗争中对自身力量的增长所抱的理想和幻想，对征服自然、人定胜天所怀的信心和自豪。这种‘神通’，即使是神话的想象构思，也可以看得出还是孙悟空通过他自己的敢闯敢做、顽强斗争、压倒艰难险阻、饱经考验锻炼而获得而发展的斗争经验的丰富，使他善于观察思辨，能够识破妖怪的狡猾万状的伪装，并巧妙地运用战略战术，克敌制胜，排除万难，继续前进……”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感受到当时浓厚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氛围对《西游记》研究和孙悟空评价的影响。陈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用今天正面肯定的语言，如‘巧妙地运用战略战术，克敌制胜，排除万难，继续前进’等等来肯定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似嫌欠当”。并且指出，第三段中说《西游记》“曲折地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彻底蔑视神权、英勇反抗压迫……”中的“‘彻底’一辞对当时情况而言，亦似太过”。从陈先生的措辞可以看出，虽然当时的阶级斗争氛围非常浓厚，但是他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并且将其观点公之于众，这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第五条意见多一点，主要谈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是针对第九回的唐僧身世文字。陈先生说：“1955年贵社整理本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为世德堂本所无，而据清刻本增补者。此回之格局、文风、情趣、语言与前后文字迥异，内容纯系‘劝善’，显非出自承恩手笔（何以如此，此前研究者曾论及之，待考），如仍保留，注中请稍作说明。” 在《西游记》的各种版本中，金陵世德堂本被认为最接近吴承恩创作原貌，却没有对主角唐僧出身进行详细介绍。唐僧出身的故事，宋元时期民间已普遍流传，作者不应不予吸收。因此，一些学者推论原书有叙述唐僧出身的故事，是世德堂本把它刊落了。清代的《西游证道书》已经补出了唐僧出身的故事，《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都照着补出。鉴于此，人文社的初版就根据《新说西游记》补足了唐僧出身的故事，作为第九回，而将世德堂本的第九至第十二回四回文字，并作三回，改从《西游真诠》本的第十至第十二回。这一点在初版的“出版说明”中进行过说明。从重印本定稿来看，此次的“再版说明”是要代替之前的“出版说明”，却没有对第九回等内容的说明文字，因此陈先生建议在正文注中予以说明，以免误导读者。
　　其二是关于《西游记》的注释。陈先生说：“整本书注释须斟酌，如第十九回‘夯’标为ㄏ 尢（注音符号，拼音为hāng），似依《新华字典》标的为是。”人文社的《西游记》是《西游记》的第一个注释本，由于初创，所以很多注释还有改进的地方。陈先生所举例子属于疑难字的注音方式问题。人文社的《西游记》疑难字注音沿用了民国时期的“注音符号”方式，即把“夯”的音注为“ㄏ尢”。这对于普通读者很不方便，所以他建议用《新华字典》的拼音方式来注。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虽然由于排版等原因，此次重印未予修改，但是在1980年的第二版修订中已全部改为拼音方式。
　　其三是关于《西游记》的校勘。陈先生说：“若有条件可重新校勘，酌订文字，如第十六回（第一八六页）‘烂板凳，高谈阔论’‘烂’前似脱一字。”查底本世德堂本和参校本，发现“烂”前并未少字。陈先生有此疑问，可能与这句俗语较少见，且与前句“老孙比在前不同”衔接不够自然有关。虽然陈先生指出的这一疑问不够典型，但是他指出人文社的《西游记》有重校的必要，却是非常敏锐的。人文社的《西游记》，虽然底本一直用的是金陵世德堂本，但是初版整理时并未得到纸本，而是通过查看国家图书馆提供的缩微胶卷录入的，难免有文字讹误，这在1980年的第二次修订和2020年的第四次修订中得到了证实。在回复意见的最后，陈先生还补了一句：“此‘再版说明’的文字、标点请再作细致推敲。”
　　陈先生的反馈意见短短三百余字，却包含了《西游记》的版本、校勘、注释、作者考订、标点、文字表达等诸多问题。从“再版说明”的定稿来看，陈先生的意见大多被编辑部采纳了。但是由于这个“再版说明”寿命很短，似乎只印了一次，第二年就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郭豫适等撰写的“前言”所取代，因此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笔者在翻阅人文社古典部珍藏的“‘四部古典’再版说明（征求意见稿）档案”时，有感于陈先生这种于细微处见谨严的治学精神弥足珍贵，撰此小文以飨读者。（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