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慎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我们更加缅怀那些为雪国耻、为民族尊严奋斗奉献的先辈们。其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学家，他就是亲自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工作（东京审判）的倪征𣋉先生。倪老在东京审判中，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控诉，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为珍贵的是，倪老在90岁高龄时，亲笔撰写了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书中用专章详细记述了东京审判的峥嵘岁月。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还原了当年惊心动魄的东京审判，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淡泊从容莅海牙》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我有幸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经历了该书从策划到成书的全过程。

　　倪老亲自签名赠书给本文作者

　　1999年版《淡泊从容莅海牙》封面

　　倪征𣋉（中立者左起第三人）与东京审判国际检察组部分成员，在法庭上宣誓就职。（图源《淡泊从容莅海牙》，下同）

　　倪征𣋉（右立者）在东京审判法庭上控诉日本战犯。
　　艰苦卓绝的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艰苦卓绝，其难何在？难在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诉讼体系。英美刑事诉讼规则证据要求严格、具体、翔实，在刑事案件中又倾向于保护被告权益。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半河山被践踏，千百万同胞遭杀戮，亿万财富被劫掠。但国民党政府却未能充分准备人证、物证材料，认为这些都“不证自明”，只要检察官加以控诉，法官大笔一落，就能严惩罪犯。但现实是，从审判一开始，中方就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连连向国内告急。中方检察官向哲浚点名早年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又刚从英美实地考察归来、非常熟悉英美司法体系的倪征𣋉紧急赶赴东京，作为中国检察组的首席顾问参与诉讼。
　　倪征𣋉临危受命，赶赴东京时已是诉讼的第二阶段。由于中方在第一阶段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如在第二阶段不能力挽狂澜，这些罄竹难书的罪犯很可能就会被无罪开释。其时，在美国主导下，借口日本律师不懂英美法律程序，日方被告的众多律师都是从美国聘请来的。美国律师利用英美诉讼规则的特点，竭力为被告开脱罪责。
　　真是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第二阶段，检方举证已过，该由被告方举证。中方只能在对被告或其所举证人举证时“反诘”，以令对方证言漏洞百出而明显不能被作为证据采纳，同时再伺机补充第一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倪征𣋉接办的土肥原、板垣二人，在审判第一个阶段就因中方未呈上完备证据，已经移交给了菲律宾检察官。后经交涉，才交还中国检察官承办。
　　倪征𣋉和中国检察官们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到已被盟军总部封存的日本陆军省的档案中去找！经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许可，几位中国检察组精通日文的人员，开始了他们夜以继日、大海捞针的取证工作。当时日本军队常将其在中国的肆虐暴行当作战功在其作战报告、来往函电中大肆宣扬。倪征𣋉经办的土肥原、板垣二人，就战祸起源而论，于中国罪责最重。土肥原曾赴天津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其中一份军情密电如是炫耀道：“华南一带人士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征𣋉立即在反诘中采用，以证明二人之凶残。不料土肥原的美籍律师却高叫“反对”，说这份电报谈的是老虎，与本案无关。倪征𣋉当庭解释了“谈虎色变”这一中国成语的含义——土肥原和板垣都精通中文，这时法庭上响起一片嘲讽美籍律师的哄笑之声。
　　板垣为关东军的灵魂，后为陆军大臣。倪征𣋉又举出日陆军省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回军人的言论》这则通令中的内容，其中称“作战军人，如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奸或强盗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最好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虏排列成队，然后用机枪扫射”。这些言论出自日军之口，恰是其暴行的自我交代。这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证据，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据效力，令众罪犯芒刺在背、哑口无言。
　　土肥原自知罪孽深重，在审判中除声明不认罪外，始终不开口，妄图不给中方以反诘的机会，倪征𣋉则相应地采用了“一箭双雕”的对策。指土肥原与板垣二人常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倪征𣋉在反诘板垣时，常一并提及土肥原之罪行，令其无路可逃。如，倪征𣋉问板垣：“你任陆相时派往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成立傀儡政府、策动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是否就是坐在被告席的那个人？”说时怒目直射土肥原，全场肃静。板垣无言以对，只能默认。
　　与土肥原相反，板垣则口出狂言，号称要效法三国大将关云长，与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倪征𣋉怀着一腔民族义愤，与板垣大辩三天。这三天也成为东京审判中辩论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
　　经过倪征𣋉与中国同事们艰苦卓绝的斗争，远东军事法庭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死刑。为中国人民讨回了公道，为世界和平伸张了正义。
　　难忘的三年成书历程
　　倪老是当代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的中国人。改革开放后，1984年，倪老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在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秉公竭诚工作9年之后，88岁高龄的倪老荣退，回到北京。
　　1996年，法律出版社时任总编辑贾京平约请已退休的倪老撰写一本回忆录，由我担任编辑。首次约稿，贾总带着我亲自登门。但最初倪老因年龄和身体原因并未轻易答应，后贾总一再诚恳力邀，并提议可以口述录音，由我来整理。倪老考虑再三后终于答应。等到正式开始时，倪老表示，他还是要亲自动笔写。这也是倪老做事谨严的一种体现吧。
　　之后三年，我作为责任编辑，无数次来到倪老的家中和他讨论书稿。我也荣幸地成为这部书的第一读者。由于眼疾，倪老每次只能写不多的篇幅，我取回手写稿后，再让负责录入的同志打印。倪老由于眼疾，写字如同靠记忆在“画”，形同“天书”。我无数次陪坐在录入同志身旁解读“天书”。而我因为极其熟悉内容，也慢慢摸出了认读的门道，当时开玩笑说，我大概是除倪老女儿之外，能解倪老“天书”的第一人。打印稿出来后，我再二次编辑，并再送给倪老过目定稿。
　　历时三年，我在倪老的书房里度过了无数充实又难忘的时光。感受最深的一点，如同我在书最后附录的编辑手记中所写：“倪老是个极其谨严之人。眼前的这本书，虽不是‘信史’，但涉及的许多事件，倪老力求无一无出处。在写‘湖广债券案’时，倪老还不顾年迈，亲自去查证当年有关的文件、史料。因此，贯穿此书书脉的当首推‘谨严’二字。倪老的文字，洗练、简约，其实，每一处的下笔和遣词，倪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的。这不仅是为了文字上的华美，更是对诸多历史史实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体察到。”
　　三年里，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刻，写作过程中，倪老曾数度住院与癌症做斗争。作为编辑，我既担心倪老的身体，也为未完的书稿着急。所幸，倪老一次次闯关成功，近30万字的书稿终于到了付梓的那一天。
　　书出版后，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倪老一生，历经三个时代，从晚清到民国政府、再到新中国，一个人的一个世纪，印鉴着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也是法治史的一个世纪。尤其是受命于危难之时，亲赴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为饱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讨回公道，更为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倪老与“北晚”的特殊缘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本书风靡全国，即“革命母亲”陶承所著的《我的一家》，讲述她一家人为革命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的故事。其时《北京晚报》曾连载了《我的一家》，倪老夫妇在《北京晚报》上读到《我的一家》后欣喜不已。原来陶承的儿子，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当时做律师的倪征
　　夫妇帮助获救。后来经《北京晚报》的帮助，阔别多年的两家人又恢复了联系，之后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
　　这可算是倪老与《北京晚报》的一段特殊缘分，也堪称一段佳话。
　　2003年，倪老以97岁高龄辞世。但《淡泊从容莅海牙》却将一个世纪的司法、外交风云留于世间。尤其书中记载的东京审判的峥嵘岁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更让人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每一个为民族利益、尊严和国家富强奋斗的先辈，都值得被后世深深景仰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