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观

《大明最后的使臣》苗子兮 新星出版社/读库
　　1644年，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后，明朝的残余力量自此一步步退向绝地。后世史官甚至将南明这段“尾声”，剔出明亡清兴的主线叙事。苗子兮的新书《大明最后的使臣》以此为背景，讲述波兰神父卜弥格和年轻助手郑安德肋（Andreas Chin，南明侍卫兼天主教徒）受败退广西地区的南明皇太后委派，历尽艰辛前往罗马教廷求援的真实历史故事。纵贯其间的物理、历史、个人时空线，为这趟注定失败的旅途，注入了无尽魅力。
　　两位主角背景迥异：一位是涉世未深的南明侍卫，一位是心怀国际视野的波兰神父。他们既缺乏外交经验，也不熟悉国际局势，却在时局逼迫下踏上了漫漫征途。
　　书中写道：“其实他们一出发，局势就变了。”曾与南明合作的葡属澳门当局意识到清朝才是大势所趋，试图扣留这两位南明使臣；在印度果阿受困时，两人意外搭乘上与葡萄牙为敌的英国船只脱险；在陌生的波斯设拉子，他们得到了当地天主教徒的无私援助；行至威尼斯，郑安德肋终于穿上了象征使命的明朝官服……
　　若将卜弥格与郑安德肋的行程在地图上标注，便是一幅罕见的17世纪跨洲旅行路线图。美国学者何瞻曾援引《辞海》将“游记”定义为“以轻快笔调生动记述旅途见闻、社会风貌与山川景物，并融入作者情感”。《大明最后的使臣》无疑是充满新奇色彩的旅行文学，引领读者跟随主角的脚步，感受沿途的艰难险阻与异域风情。
　　南明永历四年（1650，清顺治七年），是本书叙事的重要节点。此时，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已从寻求西洋火器支持，转变为迫切渴望直接的军事援助。为此，他们甚至放宽通商限制、允诺皇室受洗，放下了天朝上国的身段。肩负如此重托的卜弥格与郑安德肋，其处境堪比春秋时期为救楚向秦借兵的申包胥，而南明之危殆远甚当年楚国。
　　与此同时，入主中原的清帝国对西方传教士展现出更为开放的态度。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指出，清人建立的帝国远超传统汉族中心区域，自宋至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下，南明使臣的求援之举，在王朝兴替的视角下显得徒劳甚至“多余”。
　　然而，若跳出王朝更迭的框架，这段旅程的价值便凸显出来。提议求援的宦官庞天寿、致信罗马教皇的王太后，以及两位坚韧不拔的使臣，他们无意中在相隔万里的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明朝与欧洲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历史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学者帕特里克·曼宁所言，世界史学者的使命在于描绘“人类历史上边界的超越和体系的联结”。
　　近年来，“明清时代与欧洲”成为历史写作的热点。从《康熙的红票》到《大明最后的使臣》，其热度背后，是对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与影响力的重新审视。当跨文化叙事超越地域中心主义，其所展现的文明碰撞、交流中的遗憾与争论，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虚构的历史剧。
　　旅途的漫长艰辛，可用“天时不济、人非专才、事多坎坷”来概括。但透过作者试图表达的宏大概念，若以平视的目光观察卜弥格与郑安德肋在旅途中重建自我信念的过程，更能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力量。最初的旅程，如同两个能力有限的普通人在执行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卜弥格的身份尤为复杂，他本服务于罗马教廷，现又肩负南明使命，这使他深陷各方势力的猜忌漩涡。
　　随着旅程深入，两人逐渐超越了“工具人”的角色。尽管囿于历史迷雾与个人局限，行事难免有凡人的莽撞与笨拙，但他们总能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在萨法维、奥斯曼等帝国的疆域内巧妙周旋，尝试与威尼斯共和国建立联系，其经历之曲折惊险令人惊叹。
　　“把名字刻进石头”一章，尤为震撼地展现了两位主角在求援使命彻底失败后，如何重塑信念并为之坚持到底。对传教士卜弥格而言，支撑他的并非纯粹的宗教热情；而对南明士兵郑安德肋来说，当他最终得以归国时，“南明”已然覆灭。当最初的使命对象消失，推动他们继续前行的，或许正是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言，“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这种荣誉感，以个人的道德坚守与信念为核心，捍卫了个体的主体性。人类虽难以超越时代的桎梏，其坚持有时甚至被后世视为阻碍，但文明的进程从来不是直线，亦无唯一标准答案。在追求平等与多元的道路上，个体的道德力量与坚定信念，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基石。
　　《大明最后的使臣》通过三条交织的时空线，不仅重现了一段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插曲，更揭示了在时代洪流中，个体如何定义自身使命、坚守信念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