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运动场内外》游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运动场内外》是历史学家游鉴明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最大的看点，就是以性别的视角回溯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史，进而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认识，以此达到让体育史、妇女史和中国近代史得以互证互补的目的。美国汉学家伊沛霞所谓：“最好的妇女史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女人，而是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游鉴明即以《运动场内外》一书的写作，形象地诠释了这个论点。
　　近代以降，中国女性的变迁史首先是与内忧外患、乃至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的国情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从近代中国女性如何逐步涉入体育运动的历程中即看得尤其分明。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古老的中国面临着遭受列强豆分瓜剖、国将不国的动荡与挑战，救亡图存与自强求富成为当务之急，当此时，体育运动既是“强种强国”的利器，也是祛除“东亚病夫”之污名的良药。正是在此背景下，近代意义上的西方体育运动传入中国，中国的体育运动逐渐兴起，而作为“女子国民”的女性体育运动，亦随之发轫——“强种”与“尚武”的观念，渐而成为国人之于形塑“国民之母”或曰“女国民”的一种共识。
　　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运动，伊始就被贴上了“解救中国”与“复兴民族”的标签。古代的中国女子原本是很少抛头露面的，但时代却让她们走出闺房，进入社会，放足、读书、锻炼，成为新时期赋予她们的身份标识。然而，尽管时代促成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但“国家”的概念却并非处处主导着女子体育运动的进展，具体到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她们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她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却显然并不仅仅出于“强种”与“尚武”的观念，她们无疑还有着这些宏大命题以外的考虑。而这些宏大命题以外的考虑，才更具有多元与复杂的面向，为她们参与体育运动的内在动因提供了更多的参照面。
　　事实上，游鉴明将她的这部著作取名为《运动场内外》，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探究女子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观察她们离开运动场之后的活动。与之同时，游鉴明也试图通过“运动场”这个概念，来分析围绕着运动场周围的众生相，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体育专家、女权运动家、学生、记者、画家、导演、影评人、编曲者和广告设计者等等，他们如何看待女子体育运动，他们如何鼓吹或评价女子体育运动，他们如何指导或利用女子体育运动……而游鉴明之所以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江南地区，则是因为近代江南地区集中了彼时绝大多数的女子学校，这些女子学校正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向标。
　　针对于中国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游鉴明重点关注五个问题：为何要女子运动？女性应该如何运动？女学生和女运动员如何看待运动？媒体和大众以何种眼光看待女子运动和女运动员？女子运动竞赛是否符合宣导女子运动的初衷？游鉴明将时间断限划定在1895年至1937年之间，正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集中体现了女子运动的发展，代表了彼时女子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而游鉴明所采用的史料，则不仅包括档案、报刊、传记、日记、书信、小说等各种文字史料，同时也包括照片、漫画、广告图案和电影镜头之类的非文字史料，以此构成一个立体的研究网络，以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中国女子体育运动的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的女子体育运动，原是以“女子之体魄一弱关乎全国人种之问题”为开端的，女学生的身体改造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一环。风气既开，女子追求健康美、挑战中国传统社会“弱不禁风”的审美标准，亦因之成为一时风尚，一般女子“强国保种”的体育观，转而更倾向于追求自身独立、提高自身地位与发展自身事业的目的。对此，校内校外各类运动会的举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运动会不仅为女子提供了展示运动技术的机会，同时也为她们提供了展示自身魅力和个人风采的机会。显而易见，此时的运动女性争取的已不仅仅是运动的空间，还包括政治、教育、职业、乃至个人生活的空间。
　　在运动场上，运动女性笼罩着摩登和时尚的光环，吸引着记者和观众的目光；在运动场外，围绕着运动女性所产生的各种新闻和八卦，也同样成为城市市民关注的焦点。自1924年女性运动员在武昌第三届全运会正式登场之日起，她们就成为一般城市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凡有女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场域，也总是吸引着大家的围观，尤其是游泳和体操之类的项目，更是成为大家争相观看的目标。而记者们则不仅报道女运动员的竞技成绩，通过照相机拍摄她们在运动场上的表现；同时也追踪她们的足迹，报道她们无关竞技的各种风姿，津津有味地描绘她们的着装打扮，详细描摹涉及这些女运动员私生活的小道消息。
　　除了报刊记者之外，一些广告人、电影人、作曲家、漫画家等也同样不甘落后，他们以商业广告与视觉、听觉等艺术形式为传媒，将女子运动带入大众的生活。比如，游泳健将杨秀琼即成为“明星花露香水”的代言人，这则广告的内容以“杨女士每于泳罢，必以‘明星花露香水’搽擦全身”为招揽，利用杨秀琼的名声大打明星牌，以达到商业营销的效果。广告中所散发出的女性青春气息，对当时女性的解放，客观上起到了某种感召的作用——当女子体育运动成为一种都市的流行文化，与都市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文化和艺术文化也紧紧追逐着这股新潮流，让都市大众充分领略到女子体育运动的时尚与魅力。
　　由是可知，尽管中国女子体育发轫于“强种强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但随着女子健美观念的深入人心，“强种强国”的国家意识已不再是女子体育运动的唯一目的，女子体育运动渐而超越了泛政治化的领域，成为女性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中国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与中国传统女性的世俗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近代中国女子的体育运动史，其实正是她们的个人解放史，抑或是她们走出闺房、进入社会的历史。中国女子的体育运动既是对中国女性思想和身体的改造与重建，又是她们自省与自洽的过程。恰恰是时势巨变下的体育救国之路，无形间推动了中国传统女性解放的进程。